未去都铺之前，仅听说过它，说它山高路远，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不知为什么，一提到红，我的脑海里立刻就跳出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那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在写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曾提到它，都铺与这部小说最密切关联的地方，也是因为它的名字叫红。

    都铺村位于县城西北，域境明、清时属青田县柔远乡八内都，清宣统元年（1909）属敖里乡。民国19年（1930）属青田县西坑乡。1948年划归文成县，现属铜铃山镇管辖。都铺为革命老区，当年刘英、龙跃等同志，都曾在此地工作与生活过。

都铺村

    去都铺的路途有些远，从县城出发，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进入村子，望一眼村口的建筑与红色招牌，便感到村子的特色来。建筑多为二层石木结构房屋，外形端庄稳固，风格粗犷古朴。走不多远，便看到一排绘有红十三军在文成的行动示意图、战争时期青景丽县党组织分布示意图及村内文化、风光、革命宣传画报墙，颇有特色。

    村民说，都铺原叫“多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叶氏在此创业,因田地分散，搭了许多田头铺(茅草屋，供烧草木灰、放农具等用)，俗称多铺，移用作村名，后音变改称都铺。据介绍，都铺建村已有500多年历史，叶氏500年前从郑坑乡迁徙都铺外寮定居，李氏150年左右从张山村迁徙到都铺底寮。民国时期，都铺下村有西里搬进来的叶氏，以种靛青为业。

    都铺村坐落文成最西端，与景宁交界。旧时，都铺村属青田县管辖，命名八都六源，共有八个自然村。境内风景优美，山清水秀，周边分布着马头山、高尖、雉鸡岗、蜂桶岩四座山。更有溪坑美景铜钟帝、观音锤、张影潭、下景、苍斜滩、酒席潭等。还有胡山十二洞将军岩。优美的风光让身处深山的村子有着世外桃源之称。

    都铺四面环山，房屋错落在梯田之间，村前山涧下有一溪，唤作都铺溪。溪水发源于龙井，自南向北经榅树岭根村、石展、胡山、都铺后，与桂竹溪汇合。溪水蜿蜒向北，流入炉西峡景区。境内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一派山村田野风光。

革命地

    村民介绍说，都铺是革命老区，因地理位置适合革命工作，红十三军胡公冕曾在这里工作，挺进师刘英四次驻扎都铺胡山芭蕉凹等地，龙跃、郑家顺在都铺发展革命队伍。说着，村民指着村前那条溪说，“都铺溪坑是当时革命同志的生活粮仓，溪坑中的鱼和石蛙是革命同志的生活粮食，当年，村民李达其曾把木头从溪中漂流到青田卖掉作为部队军饷。”墙绘上，便有一幅李达其将毛竹放在溪流运出去的场景。

    站在都铺村可看到对面的胡山自然村。胡山地处深山，森林繁茂。全村分上隆、底寮、外寮三个地方,过去是三座草寮,形成三鼎足之势,此外四无人烟,人迹罕至。当年省委书记刘英、特委书记龙跃等,都在此村住过。

    村民说，这儿之所以有这么多“大人物”住过，是因为都铺虽地处偏僻，却视野开阔，山上有人员来往，在对面胡山均可看得一清二楚，是个易守易退的地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这里就成了革命根据地，是浙南地区最早的红色区域。1930年10月胡公冕军长带领的红十三军军部机关便在都铺周边范围活动了五年，发展都铺的李达其和徐德崇为红军战士；1935年至1936年刘英挺进师常在村里深山芭蕉凹休整部队做革命工作，派龙跃、吴高谈、郑嘉顺等在村里长期工作长达十多年，都铺村为浙南地区革命起到核心作用,成为浙南区委重要活动红色区域。当年在此开展活动时，革命者常伪装成村民，在田间劳作，看到有可疑人员进入都铺地界，就赶紧撤退。虽然此地偏僻,国民党得到这里有红军与革命者活动，也常来这里扫荡，来之后，常把草舍烧光、财物抢光。村民被折腾的苦不堪言。

宣传墙

西厢弹孔

    当年都铺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是红军和地下革命同志住过的地方。1935年，刘英率挺进师部队100余人进驻都铺时。刘英和张金发曾在红军战士李达其家住了五天。有时为躲避追捕，李达其在最偏僻的深山芭蕉乌搭下草蓬，让刘英临时居住，每天为其送饭送菜。期间，刘英部队曾四次和国民党部队发生战争，由于形式紧张，1936年刘英暂时离开都铺。

    接着在此工作的有龙跃、郑家顺等同志。为了保护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夜间，村民往往要为他们安排几个地方休息。有时上半夜在上隆睡，下半夜在外寮睡，明天在山里睡，就这样坚持着地下革命工作。即使如此安排，有时两队人马也会狭路相逢。

    1949年，都铺外寮外田头叶氏民宅里就曾出现这样的事情。当时郑家顺在一楼东首第二间房子睡觉，凌晨2时许，突然听见楼上有轻微的脚步声，从脚步判断人员不多。郑家顺示意身边的战士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向楼上喊话，“哪部分的”，听见喊话，楼上的人转身就跑，郑家顺马上向楼上开枪，战士们冲出房子围堵，因夜里黑暗敌人逃之夭夭。事后了解是国民党刘志昌部队的暗探人员，本打算也在此休息，却恰遇红军。如今69年过去了，至今该民宅的二楼西厢墙壁和屋顶还留下弹孔。村民们都称此枪眼为西厢弹孔。

革命志士

    红军挺进师在都铺开展工作时，当地曾涌现了一批革命者，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李达其。李达其是都铺村胡山头自然村人。1935年，红军挺进师来都铺一带开辟游击根据地，李达其主动将红军迎接到都铺，还将家中的一头猪杀掉慰劳红军。不久加入党组织，奔波于青田（今文成）和景宁交界的渤海、梅歧、桂远、下垟等数十个山村，秘密发展党组织，被任为中共梅歧区委委员，成为游击根据地重要负责人之一。红军伤病员，亦多由其安排隐蔽治疗，当时伤病员营养滋补品奇缺，晚上他常带着火把独自冒险去丛林山坑捕捉石蛙。

    1936年，红军干部张金发在石角负伤，李达其不辞艰辛把他抬到40多里路外较安全的东家寮岩洞治疗，直至伤愈。1940年，青景丽县委隐蔽胡山活动，粮食接济不上，李达其将自家稻谷、薯丝尽数献出外，还变卖掉房屋和田地，换回粮食解决地下工作人员生活。随后，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遭特务破坏，浙南特委移驻梅歧区委胡山、桂远、石展等地坚持领导浙南革命斗争，历时整整2年。李达其完成特委机关干部生活供给和隐蔽地点转移任务，并负责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1944年，原青景丽县委书记赵传彬、梅歧区委书记林希望叛变。大清乡期间，特委机关撤退，只留下了李达其和吴高谈、龙跃、郑嘉顺等同志。1946年因生活极度困难，三餐难度。李达其便砍伐木头放到都铺的溪坑顺流而下，运到青田买，换了钱回来作经费。后来，这条溪就成了红军坑。为此，国民党曾发出捉拿李达其的通缉令，三番五次派兵到胡山追捕不成，便洗劫其家，烧毁其房屋。李达其只得带着妻子儿女隐蔽到深山搭草棚、住山洞，辗转达50多处。期间，李达其11岁大儿子因病夭折，小儿子送人，8岁的女儿也送去当童养媳。1947年春，李达其放树木到达青田码头时被捕，先关在温州，后被转到文成绥靖办事处监狱。面对种种酷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未吐一言。1947年12月12日，李达其被杀害在大峃林店尾原枫树坦。后被追为革命烈士。

    除李达其外，都铺还有许多人，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有一家三口被杀害的通讯员李振升；有在西坑时被捕遭到杀害的李必学；还有遭受点天香、老虎凳、灌辣椒水、穿刺等各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始终问不出口供的共产党员叶传生等。

    村民说，都铺村原有一古寺，建于清时。有山门、金刚殿、三宝殿三进两厢,寺宇轩昂,佛像精美,为山中唯一大寺,有僧人住持。当年，国民党曾霸占寺院，把革命者抓到寺院进行严刑拷打。遗憾的是，寺院在“破四旧”时被毁。

李达其旧居

花鼓戏

    除革命老区外，都铺还是戏曲之村，当年村里有木偶戏、花鼓戏戏班子，主要戏曲为花鼓戏。该戏为中国汉族地方戏曲剧种。都铺的花鼓戏为“浙江花鼓戏”。花鼓戏原在河南、安徽等地流传，后经过发展繁衍，传到浙江，再经浙江各地艺人表演，演变成独具特色的浙江花鼓戏。

    李辉森是都铺花鼓戏艺人。他介绍，都铺花鼓戏最早由景宁传入，一个戏班仅十余人，唱的多是折子戏。因为是挨家挨户唱小戏，当地人称此戏为讨饭戏。表演时每户人家也就唱半个小时，演出后收取适当费用。唱此戏的人都是受生活所迫，才选择此路。每逢农历新年，戏班子便有频繁的演出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要演到正月三十，有时还更长。艺人们不仅在当地演出，还到景宁、泰顺、龙泉等地演出。上世纪70、80年代，入户唱戏，也就几块十几块钱，最多也就20块。倘若遇到谁家办结婚、生子、过寿的喜事，艺人们也会前往去唱，唱完，送副祝福对联，这样收到的费用会比一般演出要多。

    “花鼓戏在文成并不是很盛行。主要流行在景宁、丽水一代。当地有唱花鼓戏的风俗，有时艺人们过去，热情的村子会将花鼓戏艺人接到村里去，吃住都会安排好，然后便可以一家家唱下去，唱完一个村子再换下一村。” 李辉森说。

    花鼓戏曾盛行一时，文革时期花鼓戏也曾遭到禁演，20世纪80年代后始又恢复，并且一度繁荣。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出现，花鼓戏再次遭到冷落，现在除逢年过节，艺人们为了应景演出外，已很少有人愿意表演下去了。

    都铺，这个藏在深山里的革命老区村，曾一度清寂，如今，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摇身一变成为了集生态文化与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村，重又引起大家的关注。(文/张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