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二卷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 反对“左”倾错误的抗争 | |||
|
|||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 反对“左”倾错误的抗争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全面内乱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顺利调整，文成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进展良好。然而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地发动起来。文成和全国各地一样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运动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展开，继而扩展到全县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导致全县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受到严重冲击，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肆意践踏，民主法制惨遭蹂躏，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一、学习贯彻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五一六通知”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报刊、广播不断发布运动开展的情况，运动在温州各县也迅猛开展起来。为了稳定日趋混乱的社会局势，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6月4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会议，学习贯彻“五一六通知”，讨论温州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出领导干部要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抓人的思想革命化。 中共文成县委于6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传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内外有别”的指示，讨论这场运动的重点应是中学、小学，并决定向文成中学等几所中学派驻工作组，搞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试点。 6月17日至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四届九次扩大会议，讨论在全省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提出要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大字报的作用。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把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 6月23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参加温州地委召开的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会议的4位同志回县，向县委常委和委员汇报传达地委会议精神。会议学习了“五一六通知”，分析领会“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意义，结合地委会议精神，提出贯彻意见；讨论在文成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文成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出部署。县委在讨论时，检查了前一阶段对运动理解不深，认识不足，工作不得力。通过讨论，初步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重点和方针政策。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直接发动的，县委要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并表示坚决、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地委的方针政策与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加强领导，在行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从斗争实践中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县委还分析了全县（特别是文成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思想动态，确定以文成中学为重点，带动其他4所中学发动“文化大革命”。 会议研究并统一了几条意见：一是认真组织全体师生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有关社论，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看大字报、边辩论，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运动。二是用大字报推动运动，抓住重点，把“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揪出来。对重点人和事，特别是对文成中学系统地灌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106条”校规，抓住不放，批深批透，不让牛鬼蛇神漏网，使运动向深处发展。三是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活思想，及时分析各种动向，做到心中有数，对重点问题、重点人物，整理出材料，进行分析摸底。对师生中的中、左、右进行排队，组织和扩大左派队伍，团结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右派。四是县委领导和工作组成员首先要加强学习。只有自己学好了，才能领导这场运动，才有发言权。五是重点抓住文成中学，照顾面上。为了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加强领导，县委抽调10位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由6位同志进驻文成中学，4位同志帮助其他4所初中。 二、“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部分学生用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一事，以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的评论员文章，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资产阶级黑帮进行坚决的斗争”，鼓动群众起来造反，打倒“黑帮”。6月4日，文成中学师生率先响应，全体学生集会，召开所谓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贴出大字报，批判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由此，揭开了文成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 6月8日，中共文成县委向文成中学派遣工作组，搞“文化大革命”试点。时值学校领导忙于复习迎考和学期即将结束工作，没有继续发动师生员工，引起学生的不满。6月15日，县委工作组同文成中学党支部商量决定，半天上课做学期结束工作，半天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向全校师生进行动员。但这个决定没有满足师生们的要求，文成中学高三学生要求停止复习迎考，全日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全力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6月17日，经请示县委和地委宣传部，县委工作组作出文成中学全日停课的决定。工作组出面向学生讲话，讲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重点、目的、意义，表明工作组的态度，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天下午，学生就贴出700多张大字报。至28日，共贴出5000多张大字报，半月后增加到8000多张，揭开所谓文成中学阶级斗争的盖子。文成中学的负责人开始受到冲击，学校开始混乱。 县委自6月8日向文成中学派遣工作组，搞“文化大革命”试点，至7月15日，又相继派出工作组进驻县越剧团、电影站、珊溪中学、玉壶中学等单位。工作组一方面要发动学生、发动群众，支持运动，一方面要予以积极引导，防止偏激行为和错误做法，由此引起学生和单位群众的误解，产生了对立情绪，不断遭到冲击。随着运动的迅猛发展，工作组逐步“靠边站”，学校“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至10月底，县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全部撤离。工作组的撤离，削弱了县委对运动的领导，全县的局势走向全面混乱。 为进一步在全社会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5日至12日，县委在南田召开区委书记、党员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分析领会“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意义，讨论在全县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式、方法，提出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路线、方针，充分发挥大字报的作用，放手发动群众。县委扩大会议后，各区从7月13日晚至21日先后召开脱产干部会议，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召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了更明确的规定，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 县委首先在教师队伍中落实“十六条”精神。8月5日，全县中小学（文成中学教师另作安排）1009名教师，集中南田中学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县委要求教师在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同时，对文教战线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运用大字报揭开文教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盖子。至 9月5日，划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27人，其中开除正式教师12人；批判犯严重错误教师173人，其中免职校长或教导主任9人；下放劳动教师14人；解雇代课教师7人、民办教师60人。60%以上教师受到冲击，后称为“南田黑会”。 县委同时组织各单位部门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全县 学校、工厂、农村、机关、居民区普遍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及其他造反组织。之后，以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成社会各领域迅速展开。
第二节 社会局势的全面混乱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5月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自发集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名为红卫兵的学生革命造反组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8月18日，首都北京举行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集会。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全国各地红卫兵运动由此更为迅猛兴起。 8月开始，文成各区（镇）、公社，各中小学校、县级机关和各大系统，先后成立“革命群众”组织。文成中学首先成立“红卫兵” 组织，珊溪中学、南田中学等一批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成立后，出于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在“造反有理”的感召下，极力表现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首先表现在破“四旧”上。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接着，红卫兵又展开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活动，游斗“牛鬼蛇神”与揪斗“黑五类”。揪斗对象不断扩大，斗争方式逐步升级，给受冲击的干部群众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伴随着破“四旧”的展开，红卫兵开展了“大串连”活动。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进京参观“文化大革命”。10月，文成县大部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红卫兵外出“大串连”。10月2日，全县红卫兵代表300余人赴北京接受毛泽东第四次对红卫兵的检阅。全县各地还陆续上映毛泽东3次接见红卫兵的影片。至此，文成县的红卫兵运动不断高涨。
二、揪斗“走资派”与全面夺权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提出“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实际上是党内高层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发动。造反派很快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1966年11月初，文成开始出现“炮轰”县委的大字报和巨幅标语。12月15日至17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全县脱产党员干部大会。会议期间，部分干部与县委书记盖新民等发生争论，大会因此中断。
1967年1月l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上海掀起所谓的“一月夺权”事件后，全国各地效仿的全面夺权随即展开。 1月3日至13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在“一月夺权”事件的影响下，会议即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展开批判“原县委”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揭开县委所谓“阶级斗争”盖子。 3月31日，县农械厂造反组织首先夺取厂里的党政权力。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5月15日至23日，造反派联合主持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正式揪斗县委书记盖新民等人。5月20日，县城干部群众、“造反派”举行迎头痛击所谓的“原县委”、 “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把批判、清算其流毒运动推向高潮”。
三、“造反”组织的分化和武斗事件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各领域的深入展开，文成县的群众造反组织经分化组合，形成一定的规模。1966年11月，全县第一个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文成中学造反总指挥部”成立。与其观点相对的红卫兵组织则联合成立了“文成中学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随后，县委机关、县级机关部门系统以及全县工、矿企业和农村的一大批造反组织相继成立。这些造反组织，各自标榜为“革命派”，攻击对方为“保皇派”，由此逐步分化形成了两大对立派。 1967年7月7日至13日，文成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贫代会代表、公社贫协代表，区、社人武部部长等，共商成立“县贫代会”，以取代县贫协组织。7月13日至19日，在南田召开“县贫代会”第一次会议，2900多人参加会议。会后，县贫代会组织扩大到568个“战斗队”10,600人，成立了“县贫联总”。 8月3日，又联合组成“文成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县总司”）。因受“文攻武卫”口号煽动，群众组织对立，摩擦加剧，武斗不断升级，社会极度混乱。9月16日，发生了第一次抢夺武器事件（下称“九一六事件”）。造反派冲击县监狱和工厂，夺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成县中队（下称县中队）及百丈漈电厂民兵的自卫武器。“九一六事件”一个月后，造反派闯入县人民武装部静坐施压，竟然书写“打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动标语。第二年初，人武部作训科科长的脊柱被打断，造成终身残废。 1968年1月26日，县、区、公社另一批群众组织和从“县总司”内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联合组成“文成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县总指”)。此后，“内战”主要在“县总司”和“县总指”两大派之间进行。5月11日至13日，大批农民进入县城大峃镇，相继出现枪弹交锋的两次武斗事件。6月27日，县城两大派群众组织形成严重对立局面，其中一派群众组织以借枪名义，强行打开县人民武装部国防军库，拿走枪支1600多件，子弹27.24万发（经劝阻动员仅收回枪支556件）。当另一方群众组织得知国防军库武器被抢，开始撤离县城。混乱中，县中队指导员遭枪击中弹大出血而牺牲。9月22日，文成 “县总指”联合泰顺县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占领文成县城制高点高塔，对踞守县城的“县总司”形成重大威胁。“县总司”组织以区人武部长为主的18人“敢死队”攻占高塔，解除联合武装对县城的威胁。 从1967年1月到1968年下半年，文成两派纷争不断，全县生产和生活秩序混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群众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血的事实证明，群众组织之间的互相打派仗，互相斗殴，除了破坏团结之外，不可能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相反，还会被一些野心家和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给他们从中渔利的机会。这是永远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四、县委对稳定局势的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风起云涌。中共文成县委一方面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又试图把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196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县委办公室即转发中共中央文件，但县委对这一运动不理解，持观望态度。面对“文化大革命”，县委强调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把干劲用在生产上。 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时，县委采取通过学习、劳动，掌控教师的思想，掌控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秩序。县委派出工作组到文成中学观察红卫兵运动情况。工作组及时组织全校师生学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文章。并召开师生座谈会，一边学习，一边研究，分析校内的斗争情况，提高大家的觉悟，使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7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学校放暑假和教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决定暑假期间中小学校教师不能随便回家，要求先分区学习，参加当地农业劳动，后到南田中学集训。 当“文化大革命”从文教领域向社会延伸时，县委在7月13日召开委员会议，县委主要领导仍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要求红卫兵运动要以县城为主，县城以文成中学为主。 8月3日，县委召开委员会议，县委主要领导提出意见，要求各单位着手研究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工厂派联络员。农村每个大队派二、三个联络员，只要把 “贫下中农协会” 组织起来就完成任务，并强调农村的主要任务是抓粮食生产。 9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个文件，强调既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好生产。县委仍然紧紧抓住对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9月26日至30日，县第五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1265名。县委在《关于当前形势和今冬明春农村工作的报告》中“要求代表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双胜利。”大会学习贯彻中央两个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社论，号召全县广大贫下中农立足本职，在“双抢”基础上抓好田间管理，抓好秋收冬种，确保粮食增产丰收。11月4日至11日，县委召开1000多名代表出席的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号召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抓革命，促生产。 县委在艰难坚持贯彻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努力坚持发展全县的工农业生产，适时分批派工作队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加强组织生产指导。1966年初夏，全县松毛虫为害严重，受害山林面积达1.5万余亩，殃及上林、东背、周南、玉壶4个公社13个大队和金朱林场1个林区。县委随即抽调干部，派出工作组，选调林业技术员，赴灾区发动群众扑灭虫害。夏秋间，发生连续37天严重旱灾。受旱水稻面积29,680亩，占全县水稻总面积的35%；番薯、瓜菜等旱地作物受旱也相当严重。县委、县人委领导带领机关干部下基层发动群众抗旱夺丰收。与此同时，全县兴起了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工程高潮。如大峃镇修建的大小水渠有18条，总长4185米，增加耕地面积46亩；又改滩换田增加耕地面积145亩，增加受益保收土地面积1000亩。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混乱中，由于县委在运动初期对局势稳定所作的努力，大多数群众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对国家兴衰的强烈责任感，仍能坚守岗位，通过坚持生产、坚持工作的实际行动，使全县工农业生产在逆境中局部取得了一定进展。196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228万元，虽比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3236万元略有下降，但农业总产值达到2399万元，相比1965年的2373万元增长1.1%；工业生产中的全县预算内国营工业总产值为116.73万元，相比1965年的92.62万元增长26.03%。
第三节 “三支两军”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一、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的成立 造反派的“全面夺权”，使社会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14日，温州军分区奉命参加地方“支左”工作。军分区机关部分指战员贴出《倡议书》《决心书》，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成县人民武装部（下称县人武部），执行军分区命令，部署进行“支左”工作，开始介入文成“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2月19日，“文成县革命临时办公室”成立，替代县人民委员会行使职权。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2月23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3月11日，县人武部奉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成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履行原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职权，负责领导和组织全县工农业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 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成立后，接连召开会议，部署春耕生产、夏种夏收和今冬明春工作。由于原县委、县人委多数领导成员“靠边站”或挨批斗，接受审查，从4月18日开始至7月23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相继召开20余次原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成员及部分造反派组织骨干出席的联席会议，要求做好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工作。 6月初，根据中央军委于3月19日发出的《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遵照温州军分区部署，县人武部参加县内“三支两军”工作。温州军分区适时抽调干部多人充实县人武部机关领导班子，副部长从原来1人增为3人，副政治委员从原来2人增为4人。 6月29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召开全县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各区、公社生产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重点早稻产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各区粮管所、供销社和区手工业办事处生产班子，各区农技站负责农业方面的干部共227人参加会议。会议贯彻了温州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指出要“以革命统帅生产，搞好夏收夏种，分配、征购和当前生产”。 根据“三支两军”的任务，“支左”干部对造反派组织做工作，制止武斗，共同研究制定大联合的对象、方法和措施，以实现各系统造反派组织的“革命大联合”。但由于造反派组织各自坚持“山头主义”私利，产生严重分歧对立，未能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目的。8月，原任县委组织部长带头写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县人民武装部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至次年春，连写了7张大字报，带动造反派不断冲击县人武部，“三支两军”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1967年9月16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召开全县 “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县、区、社生产班子留守1人，革命干部全部参加；各部门造反派组织和生产班子各选派1人参加；各生产大队造反派负责人、生产班子1人参加。在会议中，要求“通过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然而，由于造反派坚持“山头主义”，争权夺利而发生抢夺军用武器的“九一六事件”，致使这次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大会在哄闹、拳脚打斗的混乱中收场。 12月10日至19日，经过多方面艰难协商调和工作，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再次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脱产干部，区社部门生产领导班子和造反派负责人等1000多人参加。会议贯彻省“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部署今冬明春生产。一连串的会议、措施，使得在农村的夏收夏种、抢收抢种、秋冬兴修水利等得到一些有效的开展。 “三支两军”到1973年5月结束。“三支两军”在文成混乱、复杂的局势下，采取了非常措施，维护了社会稳定，减轻了运动造成的破坏。但 “三支两军”的中心任务是“支左”，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谁是“左派”是一个很难判定的问题。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支持一派势必会造成另一派的强烈不满，这就注定“支左”从一开始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也给军政、军民关系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在上海“一月夺权”事件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群起效仿，纷纷相争夺权，但新组建的权力机构名称还不尽统一。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文中引述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于是，成立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成为造反派夺权后成立新机构的目标。 1968年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后，即由省革委会出面，召集文成县的“县总司”和“县总指”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到杭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至6月上旬结束。期间双方达成协议，筹建贫下中农代表会（简称贫代会）。7月28日，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代表会在大峃镇举行，宣布成立“县贫代会”。此后，各区、社先后建立相应的贫下中农组织。“贫代会”的成立，为准备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创造”了必须的群众基础。 12月23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文成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县革委会由革命干部7名、军代表6名、革命群众代表19名、少数民族代表1名，共33名委员组成（暂缺4名），并设立常务委员会委员15名（暂缺3名）。12月30日，举行成立县革委会庆祝大会。宣布施启汉（干部代表）为县革委会主任，许公玺（军代表）等6人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各区、公社的干部、群众、师生参加成立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县革委会成立后，宣布“一切权力归县革委会”，实行党、政、财、文“一元化领导”，撤销原县委、县人委及所属的部、委、办、局等机构；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县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4大组，替代相应的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办事机构行使职权。 革委会的建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县革委会要求各地尽快建立各级革委会。1969年1月，相继建立各公社、镇革委会。2月25日至5月7日，经县革委会批准，各区建立了革命领导小组。至9月，全县61个公社和1个直属镇全部成立革委会，县属各单位、厂矿、学校也都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或革委会，实现所谓的“全县一片红”。革委会的建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权力新机构，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或半真空状态，开始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 县革委会的成立，相对于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进步。但是革委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以抓阶级斗争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不可能把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职能放到应有的位置。 “而且在各级革委会建立的过程中，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进入各级领导部门，这些依靠造反上来的帮派势力骨干和‘天下大乱’的既得利益者，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国家政治生活长期难以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县革委会的成立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源，甚至有些两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
第十五章 “斗、批、改”运动和全民战备工作
“斗、批、改”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对这一运动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1968年8月，《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毛泽东指出：“斗、批、改”大体经历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么几个阶段。1969年初至1970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共中央号召进入全国性的战备高潮。文成县革委会动员全县人民加紧落实战备措施，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全面开展“斗、批、改”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践踏了法律，造成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笼罩着“阶级斗争”阴影。
第一节 “斗、批、改”运动的开展
一、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文成县即开展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运动指示的发表，进一步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一是学习毛泽东著作。1966年11月4日至11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1000多名代表出席的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县委强调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重视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大学《毛主席语录》，发动家家户户写语录牌、贴毛泽东像和革命对联。全县迅速形成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无限崇敬毛泽东的热潮。如珊溪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1600多个语录牌，3457户贴了毛泽东像和“革命”对联。共青团文成县委一次就向全县8500名农村团员人手一册发放《毛主席语录》。至1967年4月，全县共发行《毛泽东选集》27,740册、《毛主席语录》408,901本、“老三篇”等107,793册、毛泽东纪念像章10万多枚、画像138,897幅，刷写毛主席语录标语20,979幅。全县出现了群众性的大学毛主席语录高潮，形成了人人随身带“宝书”、处处学毛泽东著作的局面。 1970年12月2日，中共文成县核心小组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全县掀起一阵“学哲学、用哲学”热潮。“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流行一时。1971年2月27日至3月2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妇女活学活用“毛著”讲用会， 700余名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评选出席温州地区“妇讲会”代表87名，树立了“半爿天包山底妇女”“汇溪‘五七’煤矿、‘三八’煤井”等5个先进单位和个人。8月20日至24日，县委召开县烈军属、复退、转业军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讲用会，到会代表427名。讲用会的召开，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蔚然成风。 二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要斗私、批修”和大办学习班的号召，文成县在“斗、批、改”运动开展伊始，县革委会要求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9年1月13日至17日，县革委会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革委会全体委员、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学习。接着，全县各地纷纷举办学习班，甚至班级办、田头办、家庭办，做到群众化、经常化、普及化。同时，全县掀起开展“三忠于”教育活动，与此相配套的还有“四无限”。各地建立“忠”字室，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制度。“三忠于”教育活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顶峰。 三是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各地市、县革委会都要普遍组织和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1969年5月22日，县革委会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中学、文化、卫生等单位。文成中学由县农机厂管理，县人民医院、越剧团进驻“工宣队”，领导“斗、批、改”运动。同时，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工人、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宣队）进驻公社学校，领导开展“斗、批、改”运动。 12月23日至31日，县革委会召开将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县、区、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1878人参加大会。会议期间，开展学习、小整风，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整顿脱产干部作风，以正面教育为主教育大队、生产队干部，提倡自觉“斗私、批修”，不搞人人过关。会后，县革委会主任施启汉、副主任杨秀峰、杨立义率250余名干部组成3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峃、东垟、南田3个公社、29个大队蹲点。接着各区、社也组织试点。89个“革宣队”，分别到61个公社、133个大队和5个单位领导农村全面开展“斗、批、改”运动，搞好农村“文化大革命”。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理论学习的表面景象。但是，这种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助长了教条主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 二、“砸烂公检法” 1967年，受上海“一月夺权”事件影响，文成县内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派，以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争相揪斗县各级领导干部。8月7日，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党组书记谢富治在公安部机关召开的大会上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要求向下传达。由此，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冲砸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恶性事件，造成极为恶劣后果。文成也不例外。从1968年春开始，文成的造反派到处“夺权”，武斗成风，致使公、检、法部门无法行使领导和管理职能，社会一片混乱。 1968年4月28日，浙江省军区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和县人民武装部组成“文成县公检法军管组”，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 1969年1月，县革委会将公安、检察、法院合并，建立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公、检、法的所有职能全归人民保卫组。“人保组”与“军管组”合署办公，行使公、检、法职能。内设4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治、侦察、内保、外事；第二办公室主管刑侦、治安、户政；第三办公室主管预审、检察、审判；第四办公室主管政工、秘书。人民保卫组强调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广大群众，“彻底批判和肃清旧公检法‘专家办案’‘神秘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在“砸烂公检法”的同时，基层治保组织也被诬蔑为公安机关的“黑基础”而被取消，新设立以造反派为主体组成的文成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将原公检法工作人员调离或下放基层被实行“群众专政”。原本属于公检法的职能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取代，公检法在政治上被搞臭，思想上被搞乱，组织上被搞垮，造成社会极度混乱。“砸烂公检法”严重践踏了法律，给文成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三、“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一打三反” “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1968年1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要彻底查清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9月6日至10日，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狠抓对敌斗争，大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要求“坚定不移地、有步骤有领导地打好清理阶级队伍这一仗。”9月12日，温州地区公安处军管会向温州区军管会报送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采取逐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层层发动群众”“把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一小撮阶级敌人清理出去”。 1969年2月，根据上级部署和要求，文成县革委会决定建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并设立由政工组领导的革命大批判办公室。同时要求各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建立相应的组织，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5月11日，县革委会在县防疫站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暨誓师大会。5月19日，召开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至此，全县掀起了以“清理阶级队伍”为重点的“斗、批、改”高潮。各区、社相继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组织群众学习文件，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大揭发、大批判。 正值全面落实“九大”精神之际，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下达。从8月1日开始，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的群众运动。先后举办学习班100多期，参加学习达10万人次；组织宣传队150多个，1500多名队员深入基层宣传贯彻，达到家喻户晓。至8月底，全县基层共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 ”为中心内容的学习班4570期，参加人员达85,000人次。 9月2日，县革委会人保组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刮“红色台风”，即打击现行犯罪分子的“红色风暴 ”。当晚1万多人参加突击清查户口行动，查出所谓坏人1199名。连同此前（8月2日）已刮了一次同样的“风暴”，这两次“风暴”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批群众和干部遭受其害。 1970年1月5日至10日，在温州地区“清理阶级队伍”定案工作现场会上，文成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介绍以“六厂二校”为样板、搞好定案工作的经验，得到温州地区革委会的肯定。于是，全温州地区掀起学文成，改变机关作风，实行“开门办案”的热潮。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2月14日至17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精神。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文成县革委会于2月14日召开千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部署“一打三反”运动。会后即派“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革宣队”到基层去发动群众，投入“一打三反”运动。全县相继抽调1300余名干部，组成25个“宣传队”，分别进驻123个单位和137个大队，蹲点帮助。全县掀起了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利用档案材料制造集团性冤案，是浙江清理阶级队伍的一大“特色”。 省革委会一些人炮制的“浙南叛徒集团案”，宣布“浙南解放前有35,000名的叛徒集团”。1968年12月15日，温州地区革委会下达了关于“温州地区有一个很大的叛徒网”的会议纪要。温州地区为此设立专案组和“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700多个，受审查人数9878人，其中由省革委会立案审查的“叛徒”达3600多人。文成是浙南地下党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因而受省革委会一些人炮制的“浙南叛徒集团案”的诬陷之灾特别深重。在揪“浙南叛徒网”的过程中，原县委副书记刘日亮被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拘留坐牢审查达两年，还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1970年3月6日至9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召开深挖“浙南叛徒网”会议后，在“深挖”的口号下，文成县实行“典型与一般、深挖与大批判、专案与群众运动、落实政策与深挖”四个相结合的方法，编造出文成有21个“叛徒网”，975名老党员、老房东、老革命（简称“三老”）被诬陷为 “叛徒分子”，其中30多人遭受严重的政治迫害。两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县共揪斗所谓坏人2085名，群众定性新挖的“九种人”3195名，反动组织105个、4000多名成员，封建道会门总坛46个，处理疑案96件，并揭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74个，涉及2233人、金额482,786元、退赔179,400元。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人为地制造出一批“阶级斗争”对象，“反革命”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牵涉面广，受害人数多，混淆了是非观念，酿成大量冤假错案，造成严重的后果。1970年9月上旬，全省第四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后，这项工作势头逐步减弱，最后不了了之。遗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逐步得到改正。 四、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介绍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与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下放到干校劳动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浙江全省各地普遍开办了“五七干校”或“斗批改干校”，并逐步成为机关开展“斗、批、改”的一种形式。 按照浙江省革委会、温州地区革委会要求，文成县积极筹办“五七”干校或“斗批改”干校，把干部分批下放劳动。1969年4月28日，县革委会开办县级机关“斗批改”干校。5月2日，县革委会建立县机关“斗批改”干校领导小组。即日起，原县委、县人委机关干部分批报到入学，一面进行“斗、批、改”，一面参加劳动。“五七干校”提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经常性召开“帮助会”“批斗会”，大揪“走资派”“特务”“叛徒”“现行反革命”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小整风，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整顿干部作风，自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挖“私”字，做到领导带头好、重点抓得好、群众帮得好、批判搞得好、问题解得好的“五个好”。 从1970年底开始，随着形势的变化，“五七”干校的部分干部被分批下放到农村、农场、林场、工矿及商业部门劳动。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在此情况下，文成“五七”干校和下放到农村劳动的一大批干部才得以陆续回到原工作单位。1972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8月，县“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干部下放劳动，是安置“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的需要，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广大干部及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研工作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在干部下放劳动的同时，全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步掀起高潮。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出现。当时，为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以缓解城市压力，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6年至1968年积压下来的毕业生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969年3月，浙江省革委会下发《关于上山下乡问题的通知》，同时下达了1969年的“支边”任务。文成是山区县，没有“支边”任务。经县革委会宣传动员，首批城镇知识青年14人到黑龙江省插队落户。 1970年8月，全面动员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高、初中城镇居民户口毕业生（通称“三届生”）到农村插队落户。1971年冬，县革委会成立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县“知青办”），做好教育动员工作，将1971届城镇户口初中毕业生安置到石垟林场，称为“插场”。与此同时，县革委会重视对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工作，开始实行下乡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知青可招收为新职工的政策。此后，组织学校应届城镇户口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这一时期的固定政策。
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体现的是“自筹、群帮、互助”的原则。当时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每人230元，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其中用于建房补助170元，生活费补助30元，生活生产用具补助费30元。
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等地后，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学到了许多在城市、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艰苦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给农村带去了知识、技术，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振兴农业作出了贡献。但是，知青失去了继续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严重断层，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深远的影响。 五、开展“教育革命”与“工农兵上大学” “教育革命”是“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明确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精神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开展“教育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教育革命”就是按照“斗、批、改”的要求，对学校的领导体制、教学内容和招生制度进行彻底地“改革”。 1969年1月，文成县教育革命办公室成立。4月，各区成立教育革命办公室，各公社、大队小学相继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小组）。3月至8月，全县农村公社（乡）级以上小学进驻“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县城中小学进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由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如县印刷厂工宣队进驻文成县中心小学，县农机厂工宣队进驻文成中学。10月18日，文成县革委会召开县教育革命现场会，并建立县、区、社三级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至此，形成工农上讲台、小学贫管会、中学工宣队、五年一贯制和七年一贯制试行的新局面。1970年春，全县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农村中、小学则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这一管理方式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1969年10月，根据“回队任教、就地落实、余缺调剂、合理安排”的办法，对全县1108名农村公办小学教师进行调整，其中有553名教师回队任教，就地落实的283名，就近落实的68名，余缺调剂的103名，合理安排的95名，调到外县6人。1970年，全县基本上达到队队有小学，社社有中学。1971年12月2日至9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对文成中学、县中心小学、各区中学派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社、队小学由公社贫管会（队贫管组）管理，并把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于是，全县公办教师607名中的394名和代课、民办教师628名的口粮，以工分加补贴形式由农村供应。这项政策加重了贫下中农负担，后于1972年纠正。 在对学校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学校教学内容和学制也进行了“变革”。1969年8月25日，全县增设51个初中点、83个班，招生4035名；把珊溪中学、珊溪区小合并为七年制学校。其中如10月间在石垟林场小学开办附设初中班，12月又在石垟林场创办文成林业中学。1969年，全县小学一律改六年制为五年制。1971年，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实行“二二”分段制，即高中、初中各二年，小学为五年制。全县完全中学7所，附设初中69所，共计172个班，在校生5655人，教职工344人。 在教学内容方面，“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学语文课与政治课改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诗词》。1969年，语文与政治改为“政语”，音乐与美术改为“革命文艺”，体育课改为军体课。1970年，历史、地理课程被取消，“革命文艺”取代音乐课，教唱“语录歌”和“样板戏”为主。课堂教学时间大量减少，更加强调参加生产劳动。1973年，小学四、五年级增设常识。全年文化课时间，一至三年级为40周，四、五年级为38周。开设学工、学农、学军，一至三年级为2周，四、五年级为4周。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8月，文成县成立各区（镇）教育革命办公室。9月，高校、中专招生采取推荐保送办法，县首批“工农兵学员”37人上大学。10月，县工农兵“五七”学校（简称“中师班”）开办，学员90人。全县中小学正式复课，其中文成中学招收初中新生12个班，643人。 这场涉及教育管理体制、学制、课程设置、教育形式、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的所谓“教育革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教师成为斗争对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远远不能达到应有水平。“工农兵上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改革的探索，取消教育应试，新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加之高校教育尚未恢复正常，无论是学校教育质量还是学生的学业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节 整党建党与召开中共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一、党组织的整顿与建设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1月5日，毛泽东又就整党问题发表谈话：“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泽东的这两段话分别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指示，成为整党建党的指导纲领。 文成县革委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和浙江省革委会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着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69年7月，经中共浙江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建立由6名成员组成的文成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施启汉任组长。随后，全县7个区、1个镇、60个公社相继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各级党的革委会核心小组行使原党委职权。 1970年6月5日至21日，文成县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吸收县属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这是县革委会成立5个多月以来，搞好县革委会内部大团结的一次“整风”会议，主要通过“斗私批修”，进行“开门整风”，把整党建党工作结合起来，着重解决内部团结问题和领导班子建设问题。8月，根据中共浙江省核心小组《关于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改称问题的通知》精神，文成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改称中共文成县核心小组。11月，县核心小组在李井公社、西坑公社金星大队进行整党试点工作，强调整党工作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清除混进党内的坏人，纯洁党的组织，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增加新鲜血液。 以“斗、批、改”运动为中心的整党建党试点工作后，由一点到多点，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在全县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到12月2日，全县61个公社，恢复建立了59个公社党委、541个党支部，并进行组织上的“吐故纳新”，清除21名叛徒、特务、蜕化变质分子出党，吸收158名新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员3883人。 这次整党建党，大搞“划线”“站队”（即是否站到正确路线和“造反派”队伍一边），错误处理了一批党员。但毕竟重建了党的各级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对于遏制帮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中共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为召开县第四次党代会创造了条件。1970年10月初，根据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大会的通知》精神，中共文成县核心小组开始筹备召开县第四次党代会大会。10月20日，制定《召开中共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计划》，提出指导思想、初步工作设想和打算及注意事项。 11月16日，县核心小组扩大会召开，吸收区、社党的核心组长、党委书记和群众代表革委会副主任，以及县属厂矿单位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县“三代会”常委，共200多人，实行开门整风，酝酿新县委候选人。12月2日，县核心小组上报《关于要求召开中共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确定党代会代表名额为490名，其中工人36名，占7.4%；贫下中农286名，占58.6%；解放军15名，占3%；革命干部118名，占24.2%；革命知识分子5名，占1%；职工和其他革命分子28名，占5.8%。党代表由各基层组织召开党代会或党员大会，通过党内讨论协商选举产生。县委委员候选人，由党内提名、征求群众意见、报上级批准。经过党内外群众反复酝酿、讨论、协商，确定县委委员候选人28名。其中军队代表5名，革命干部代表13名，群众代表10名（产业工人3名，贫下中农5名，革命职工2名）。 12月23日至27日，中共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峃镇召开，出席代表490名。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学习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学习九大通过的党章，传达九大会议精神；二是由县党的核心小组向党代会作工作报告，总结文成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落实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任务；三是根据新党章规定，选举产生中共文成县第四届委员会。 县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四论”的哲学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学南堡的新高潮，为实现大寨式的县作出新贡献。大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县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文成县第四届委员会，共有委员25人，候补委员2人。 12月27日下午，中共文成县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文成县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由施启汉、许公玺、徐席宾、梁学义、杨忠敏、杨秀峰、郁云、王茂梭8等人组成。施启汉当选为县委书记，许公玺（军队代表）、徐席宾当选为副书记。 中共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等指导性意见，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大会贯彻中共九大路线，一系列“左”的指导方针，仍主导了全县的政治、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方向，造成不良后果。
第三节 全民备战
一、开展战备宣传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中国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10月15日，浙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省人民“落实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战备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加强人民防空工作”。文成县革委会掀起了战备宣传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进行战备动员教育，使全县军民有打仗的精神准备。其间，成立了文成县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进行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知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实施，组织并训练群众消防、救护、抢修，并建立治保队伍。 1969年10月至12月，全县组织4000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战备宣传。其间，举办学习班600多期，召开大小会议1162场次，受教育人数131,163人。12月13日，县革委会召开由各公社、镇专职人武干部参加的战备工作会议，落实广泛开展群众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要求做好各项战备工作，举办“战备教育展览会”，加强对青少年的备战思想教育，树立反侵略战争的坚强信念。 1970年，全县继续掀起轰轰烈烈的战备宣传教育热潮，特别是突出防空战备思想教育。全县举办以战备、防空为中心内容的学习班660期，参加学习44,576人次；举办战地救护学习班和战备图片展览，受教育人数达13万人次。 二、落实战备措施 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文成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将人防设施建设作为全民战备工作的重点。早在1967年5月，为有力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县人民武装部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军分区指示，制定了反空降、防暴乱作战预案。1969年3月，在毛泽东提出要立足于大打、早打的形势估计下，文成县城镇、农村掀起挖筑防空工事的热潮。10月，文成县革委会战备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各区相应设领导小组，由区革委会领导小组组长担任组长。同时，将“人民防空”和“作战支前”合设为县“作战办公室”。 县战备防空领导小组发动机关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大峃蟾背山挖筑1个县革委会防空指挥隧洞。全县农村、机关、企 在修筑防空工事的过程中，举办了2期战场救护学习班，训练卫生兵220名。12月29日，在县城大峃镇举行13个专业单位参加的反突袭联合协同演习，项目为疏散隐蔽、通讯联络、广播宣传、对空袭击、战场救护、消防救火等。1971年8月1日，为了统一百丈漈地区反空降、机降作战指挥，根据县作战预案规定，设立百丈漈地区联合指挥小组。 与此同时，加强了民兵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战备训练。1969年下半年，紧张的战备氛围，“全民皆兵”的备战要求，促进了民兵工作的发展。按照《民兵工作条例》规定，全县恢复和整顿民兵组织，根据战备需要，组建民兵独立营、团，以公社编连，大队编排。至12月，建立县直属8个专业基干连共926人，分为4个对空射击连和各1个卫生连、工兵连、运输连、普通连，以及1个消防队46人。 1970年3月18日，中共文成县核心小组决定成立2个民兵独立营。25日举行成立仪式，第一营辖区是南田、大峃、西坑、黄坦4区12个公社，第二营辖区是峃口、玉壶、珊溪3区9个公社。编制为10个连、31个排、110个班，共1311人。5月，县直民兵警卫连成立，担负县城社会治安和防空侦察任务。至年底，全县有民兵64,220人，其中基干民兵31,415人。 在加强民兵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1971年2月21日至3月10日，县革委会组织县民兵独立营排以上干部到南田集训，突出政治、路线、阶级教育，进行兵器管理、射击动作要领的学习。3月6日，县委召开全县民兵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暨第一次四好连队、五好标兵代表大会。参加代表330人，会期5天。会议旨在加强全县民兵革命化、战斗化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8月16日至18日，举行百丈漈地区反机降实弹战术演习。 1972年6月19日，为纪念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表10周年，全县召开纪念大会，举办军事体育比赛，以区为单位组织9个代表队，每队15人至20人进行比赛。比赛项目有射击、投弹、刺杀、拔河等。同时各地以公社或民兵连为单位举行小型纪念活动，其中大峃区革委会、人武部于5月5日至9日，对全区民兵工作“三落实”情况进行大检查。1973年9月29日，为纪念毛泽东“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15周年，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组织全县民兵进行射击、刺杀、投弹、拔河等5项军事体育比赛，参赛民兵达769人。 战备物资的疏散与储备工作也是战备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文成作为一个山区县，接受了温州地区战备物资疏散任务，建设储备粮仓等。1970年6月24日，经实地勘察，温州地区革委会择定文成县城西南方向大发垟岭脚作为新建战备机房站址。10月，温州地区革委会选调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部分人员到西坑建立战备医院（对外称文成县第二医院）。10月27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决定，将西坑战备医院下放归属文成县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同时，文成县也进行了木材、棉布、大米、食油、易燃物品、急救包等各种战备物资的疏散和储备工作。
第十六章 “批林整风”和纠“左”的斗争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中共中央文件，在全党全国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结合起来，努力扭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文成县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和上级部署，努力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恢复和发展经济，使全县各方面工作初步有所好转。但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全县政治局势再次陷入混乱。
第一节 “批林整风”和落实党的政策
一、“批陈整风”与“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期间，林彪集团的阴谋和分裂活动，严重地违背了毛泽东提出的要在九大基础维护团结、争取胜利的愿望，因而引起他的强烈不满和高度警惕，并引发了此后他采取的一系列制约林彪集团阴谋的措施。1970年11月1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就这样由上而下地开始了。 1971年4月至5月，温州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先后两次召开贯彻“批陈整风”运动会议。5月31日至6月2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传达地区“批陈整风”会议的情况。6月6日至24日，召开县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如何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其间，县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367人，在南田举办“批陈整风”学习班，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为武器，揭露批判陈伯达。 8月21日至28日，县委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120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中央、省委文件和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及其鼓吹的唯心主义“天才论”，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整顿。9月25日，县委在大峃镇举办基层干部“批陈整风”学习班，201人参加。 1971年9月，在全国上下开展“批陈整风”之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9月18日至10月6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等五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和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等大事来抓”。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林彪事件的范围扩大至地方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等，并要求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根据中共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县委采取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点面结合的方法，把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向广大党员群众作了传达。1971年11月13日，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领导就如何认识林彪反革命集团、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如何对待党的各级组织、如何认识路线斗争、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了发言，并相互展开热烈的讨论。12月25日至次年元旦，县委扩大会召开，有1740人（包括大队书记在内）参加。会上，学习中共中央《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文件，传达省委全会、省山区工作会议精神和地区党代会精神，贯彻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前后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会后抽调1037名干部组成宣讲队，深入全县各个村庄，组织群众，宣传讲解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72年4月25日，中央将《浙江省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作为中发［1972］16号文件批转各地，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6月6日至8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工作会议，传达中央16号文件。7月5日至14日，县委召开有1200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根据省委、地委部署，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4月15日、4月25日关于浙江问题的两次讲话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1972〕4号、12号、16号文件，浙江省委〔1972〕11号文件。在学习中央4号文件时，一方面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同时要求通过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来推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一打三反”中的有关政策；在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时，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时，还建立了清查材料组，部署对林彪和浙江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清查。 根据省委“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和“抓紧、抓细、抓好”将中央16号文件传达到群众的指示，县委在贯彻中主要抓重点单位、重点事和重点人，组织县委常委和县委委员，对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单位加强领导，开展谈心活动，使部分基层领导克服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消除抵触情绪。8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通知》。县委按照文件提出的地、县召开“批林整风”会议的时间要求，于10月27日至11月11日，召开县委常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老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四大组、区、局及县属厂矿、企事业单位党组负责人63人。中共温州地委派联络员进行指导。会议首先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随后转入整风。县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发言，联系文成的问题和个人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斗争方向，分清路线是非，避免派性纠纷，努力多开小型揭发批判会，相互开展交心活动，着重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会议还要求犯错误的干部做好思想准备，争取以积极的态度在全县“批林整风”会上作出深刻的检讨。 11月16日至12月21日，县委召开全县“批林整风”大会，会议分学习、批判、整改三个阶段进行。参加会议的547人中，有381人在会上发言。会议重点学习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重要文章、批示、谈话；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实际，揭发批判与本县有关的人和事；边整边改，落实党的政策。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采取“三对照”方法，列罪状、谈危害、肃流毒。同时针对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以来揭露和提出的有关干部政策、农村经济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县委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建议。中共温州地委派人传达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通知》精神，强调“批林整风”要以批林为重点，集中解决几个重大问题，通过批林达到团结教育一批同志的目的。在思想认识基本统一后，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谭启龙在全省治山治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部署1973年的农业和农田水利建设等工作，恢复有关组织机构，组建农村工作组问题。 1972年11月25日至12月29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交流“批林整风”情况，讨论1973年工作要点。县委在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的同时，研究确定下一阶段“批林整风”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强调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加快农业发展速度。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落实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批林整风”运动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结合起来，比较稳妥地避免了林彪事件后可能出现的反复，得到广大干部的衷心拥护，使得各项工作逐渐纳入正常轨道，全县的国民经济和政治稳定出现了新的转机。 二、落实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机关与事业单位干部、知识分子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等，遭到批判和斗争，致使不少党政干部长期被排除在各级领导岗位之外，不少知识分子不能参加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人为地耽误了他们的宝贵年华，给文成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很大损失。 从1970年5月起，开始陆续解放被关受审干部。5月30日，经温州地区革委会批准，原文成县长施松涛，副县长王现元、赵振予从受审查中得到解放。11月21日，原中共文成县委副书记、浙南老干部刘日亮因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被拘留审查两年，得到解除。但受省革委会《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把“清队”工作进行到底》的影响，温州地区革委会批复：“同意释放，下放劳动，继续审查批斗，以肃清流毒，搞清问题，作出结论”。 1971年4月1日至17日，温州地区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开展“批陈整风”，联系温州实际，研究落实对待老干部政策。4月23日，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先后发出文件，同意原中共文成县委书记盖新民、县长刘日亮从接受审查中予以解放，免于处分。文成县委任命盖新民为石垟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刘日亮为平和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因势利导，落实干部政策，把一大批干部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1972年4月24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重申党的干部政策，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批判林彪集团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文成县委按照上级部署，把“解放”干部工作列为“批林整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快对“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处理的干部的专案审查工作，陆续解放一批被关押和审查的老干部，撤销对老干部的错误处理决定，恢复他们的领导职务和名誉，并把一批下放劳动的各级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通过全面复查清理，110多名老干部得到解放，“定性结案”98.5%，文成被评为温州地区“定案结论”、全面复查工作先进县。 三、党政机构的调整和群众团体的恢复 1970年12月，中共文成县第四届委员会建立后，开始逐步恢复和调整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1971年1月3日，县委决定设置县商业局(含县供销社)、财税局、粮食局、农林水利局、工业交通邮电局，并撤销上述五个系统革委会，改称局革委会。经温州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审批，获准设置。 在开展“批林整风”期间，中共文成县委把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和实现组织上的纠“左”结合起来，使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县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倒的老干部先后被充实到县委班子及其工作部门。同时加大力度，调整、恢复县委和政府职能部门，充实和调整全县机关、公社等领导班子成员。 1973年1月23日，遵照中共浙江省委统一部署和温州地委指示，县委逐一撤销县革委会四大组，改建为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委办公室以及县计划委员会、农业办公室、工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3月23日，撤销县革委会办事组工作机构，并归县委办，下设秘书组、政策研究组、行政组、信访办、档案室、保密室、县革委会办公室；同日，撤销对县公检法的军事管制和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工作机构；恢复文成县人民法院建制，以及珊溪、南田、西坑、黄坦、玉壶、峃口6个法庭；3月31日，恢复县公安局建制，下设检察、政保、治安、预审、秘书股。4月13日，县委决定成立县工业交通局、邮电局、农业局、林业特产局、水利电力局、内务局、卫生局（取代被撤销的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属设的手工业局、交通邮电局、电讯局、农林水利局、电业公司、内办、卫办）和文教局，侨务科（取代被撤销的政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县各群众团体受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批林整风”后，主要群众团体逐步恢复和重建。 文成县革委会建立后，县总工会被“工代会”所取代，基层工会组织无形解散。1973年5月14日，县委根据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3〕17号文件和召开浙江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建立县工会筹备领导小组，后因“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而未落实。 共青团文成县委和基层团组织于1970年后逐渐恢复活动。1971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的通知》精神，逐步开展各公社、企事业单位共青团委员会组建工作。1971年6月27日至30日，共青团文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68名。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文成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9人，常委7人。第四届团县委建立后，陆续恢复各公社团委。至1973年，恢复原6个区、1个镇团委，并增设了西坑区团委。公社团委分别配备了1至2名不脱产的副书记。各级党委、共青团组织把抓好青年工作，培养青年干部列入议事日程。到1975年底，全县基层团委68个，团支部630个、团员9370名。同时，县委重视规划发挥共青团员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农村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和厂矿单位的支农小分队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级团组织还发动团员开展“学雷锋、见行动”活动，举办团干部学习班，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搞活团的工作。 1971年，县委开始重建全县公社妇联组织，加强妇女组织建设，配备妇女干部。2月27日至3月2日，县委召开全县妇女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讲用会。此后，县委陆续批准建立各个公社革命妇女委员会，农村基层建立了妇女代表会议，调回了一批有妇女工作经验的干部。1973年3月，县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开始。6月26日至29日，召开县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680名。大会通过了《文成县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全县广大妇女投身各项生产实践，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不断提高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砸碎 “男尊女卑”精神枷锁，树立“男女都一样”的思想；要求加强妇联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掀起妇女运动的新高潮。大会选举产生县第五届妇女委员会，委员29名，常委11名。县五届妇联建立后，根据上级规定，公社妇联分别配备1至3名不脱产的副主任。各级妇联组织健全后，农村妇女工作非常活跃，尤其在计划生育、婚姻新办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各级党政机构和领导班子的调整，群团组织的整顿恢复，使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初步理顺了各种关系，逐步恢复了社会稳定秩序，为全县清除错误思潮干扰，调动积极因素，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打下基础。
第二节 恢复经济工作的努力
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把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作为“批林整风”、落实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文成县委按照省委、地委的部署，排除干扰，着手开展整顿、调整国民经济工作，初步推动全县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方面。1971年，除重点抓好农田水利建设外，县委组织力量对全县农业进行检查，并初步落实诸如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政策。 1971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增加社员收入、坚持按劳分配、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计酬办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等。1972年1月13日至16日，县委召开全县公社书记、机关部门单位领导人会议，交流落实分配政策经验，研究做好冬季分配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重新恢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取消“政治评分”，实行按劳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原则；必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政策，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县委决定恢复和健全县、区两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加强农业推广组织网络建设，落实农业技术人员政策，农业干部和科技人员回到原单位，调动了广大农民和科技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县委要求各公社全面安排：一抓粮食生产，二抓经济作物，三抓多种经营，四抓社队企业，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农业与林、牧、副、渔业协调发展。 1972年1月28日至3月17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全省计划会议，重新明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省委提出各地党委的一、二把手要亲自抓农业，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根据中央指示和上级要求，县委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对照“农业六十条”对农村分配政策、所有制政策、山林政策、自留地政策等作了全面检查和纠正，进一步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3月下旬至4月上旬，县委组织开展春耕生产大检查，推动农村各项政策的调整，促进全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1971年1月，县委决定撤销工交系统革委会，建立工（业）交（通）局，属设工业生产科，负责全县各企业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等职能。1972年，结合批判工业企业极左思潮的危害，县委着手对工业的整顿和调整。一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投资。1971年全民基本建设生产性投资272.71万元，1972年下降为268.95万元，1973年压缩至57.28万元，降幅分别达1.38%、78.99%。投入资金主要用于扫尾、配套和续建项目，一般不上新项目，并削减各地基建项目的审批权。二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1972年上半年，县委组织力量到部分工矿企业蹲点，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及考核指标，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等。三是加强劳动力计划管理。通过加强劳动工资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严格控制使用临时工，使全县职工规模得到控制。同时，全县还广泛开展增产节约、技术革新、清产核资、清仓查库等工作。通过这些举措，全县国营企业经营管理得到一定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工业运行质量有所提高。 经过贯彻落实中央〔1972〕16号文件，较大范围地纠正“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调整经济政策，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经济形势呈现发展态势。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72年达5081万元（1970年不变价），比上年增长19.98%，其中农业总产值3386万元、增长16.25%，工业总产值1695万元、增长37.8%。全县粮食总产量1972年达到68,615吨，同比1970年的56,055吨净增长24.41%。 二、发展“五小”工业与开展工业学大庆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会议拟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和8月中央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都强调各地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县革委会根据文成具体实际，确定兴办小煤矿、小水电站、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纺织厂等“五小”工业。在兴办小煤矿方面，文成有一定的基础。1970年1月6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个“为革命找煤，为革命报煤，为革命节煤”的夺煤大会战群众运动。1月7日，文成县革委会设立夺煤大会战办公室，建立文成县地质队。1月29日，县革委会举行“夺煤大会战”现场会和广播誓师大会。此后，全县分批发动5万人上山找煤报矿，发现17种矿苗藏100多处。县革委会夺煤大会战办公室相继办起12个小煤窑，还有3个社办煤窑。报经温州地区夺煤大会战指挥部批准，建立了以赤砂、汇溪为基地的国营小煤矿。在这场“夺煤大会战”中创办的小煤矿，采挖到10余吨石煤和泥煤，使用价值低，耗资巨大，破坏了生态环境，得不偿失。 1970年，根据中共中央“每县都要有农机修理制造厂”的指示，县革委会加强了对县农机修理合作工厂（1969年由大峃镇人民公社农械厂为主体，并入大峃铁器社、木器社、五金小组）的资金扶持，扩大生产为农服务的打稻机、绞面机、淀粉机等，职工增至54人，年产值3.39万元。同年，将大峃服装生产社改建为县纤维纺织合作工厂，主产棉纤混纺劳动布，至1971年，职工114人，年产值30万元，创税利2.3万元。
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内科技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五小”工业对文成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成为这一时期文成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为发展文成经济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中共九大以后，中共中央为了“抓革命、促生产”，重新提出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1971年，中共文成县委按照上级指示，提出“工业学大庆”运动要狠抓根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推行政治建厂、政治建社、政治建店、政治建校的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要求各厂矿企业和手工业社充分动员职工，总结本单位“工业学大庆”的典型经验，制定出“工业学大庆”的规划。1972年，全县深入开展学习大庆办企业精神和“铁人”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发扬大庆人“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文成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综合利用取得可喜成效。其中文成酒厂利用野生植物“金刚刺”酿酒取得成功，节约了大量粮食，受到县委、县革委会的嘉奖。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县委强调各地要牢固树立“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从1972年开始，县委每年组织县农业机械厂和地方企业加强支农的力度，组织工人、技术人员深入农村第一线，对农机具进行及时修理；根据农村实际需要生产相应的农机配件。交通、财贸、邮政、电力、物资等部门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主动做好支农服务工作。 工业学大庆虽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过中断，但大庆人的精神和“苦干但不蛮干”“把革命干劲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的经验，鼓舞着广大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75年，全县工业总值达到169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27%。比1970年的全县工业总产值111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09%，提高了15.18%。 三、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春，中共中央提出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学大寨”号召。至1965年，文成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热烈响应，在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扩大耕种面积、绿化造林等建设中，取得了好成绩。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受到影响，农业生产连年下滑。全县农业总产值1967年为1467万元，1968年为1494万元，分别比1965年的2325万元下降了38.23%、37.09%；全县粮食总产量1967年为38,865吨，1968年为43,235吨，分别比1965年的47,005吨减少17.32%、8.02%。
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大寨县”的目标。10月16日至23日，县农业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召开，到会代表1500多人。这是一次开展“农业学大寨”，打好粮食翻身仗的誓师大会。会议提出以大寨精神学大寨，用昔阳经验赶昔阳，革命加拼命，奋战二、三年，把文成建成大寨式的县。
1973年2月20日至25日，县委再次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进一步掀起高潮。5月9日，县委召开毛泽东主席“五九批示”10周年纪念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抓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典型，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开展蹲点调查，种好“试验田”，投身三大革命运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推动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对文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生产尤其是水利建设、粮食增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都是通过“农业学大寨”这一载体，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一些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不仅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发展小水电与农田水利建设 20世纪60年代，全县的水利工程贯彻“以蓄为主，以小为主，蓄引并举”的治水方针，在继续建造山塘的同时，对已建山塘进行扫尾配套，使之巩固提高，扩大效益。1966年7月10日至8月15日，全县共投入14万劳力抗旱，兴修水渠、堰坝等水利工程229处，新建机埠67处，湿润面积2.7万亩，保插晚稻1300亩。 1970年冬，在学习“南堡精神”的推动下，大水桥水库第三次上马建造，1971年春建成蓄水。水库位于南田公社田坑村，集雨面积4.5平方公里，主流长3.4公里，建成后总库容100万立方米，正常库容9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2500亩，总投资14.51万元。水库的建成，削减了进入下游河道的洪峰流量，让南田公社和西坑公社上万群众免受洪水的灾害，解决了枯水期上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全县各区农技站配备水利技术人员1至2人，负责本区范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1971年8月，县电业公司成立，为农田排灌、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县社“五小”工业和广大农村生活照明用电服务。在此期间，文成小水电有了较大发展。1970年建成百丈漈二级、老高岭头、公阳、东龙龙斗、十源郑岙、李林叶坪、朱雅枫南、汇溪排前8座电站，装机容量13,561千瓦。 1971年开始，县委本着有利开发利用、投资成本低而效益明显的原则，继续发展小型水电站。至1974年底，全县先后建成使用的有汤垟、漈门坑、百丈漈三级、西山朱川、双溪、桂山、朱雅、东垟垟西坑、西湖、毛坑、汇溪库头11座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74千瓦。 在开展“批林整风”，初步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全县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开展。1971年 11月1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社社有工程，队队有任务，实行各自为战，对本地水利建设项目进行勘察、规划和组织实施。接着抽调1157名干部深入农村，兴修水利444处，推动农村冬种生产26,408亩。 1972年2月，县委要求各公社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重点解决旱灾，要自立项目，建设小型水利工程。4月，东山水库动工兴建。水库位于原新东公社坑底村，主流长3公里，集雨面积3.82平方公里，大坝为照谷社型，高25米，顶宽3.5米，长96米，不溢流。总库容117万立方米，正常库容97.35万立方米；输水渠道分左中右三支，总长2500米，以灌溉农田为主，结合发电，灌溉农田800多亩。县委还利用温州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文成举行契机，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来抓。全县规划兴修大小水利工程1680处，开挖渠道75公里，增加旱涝保收田1.67万亩，改滩还田、开山造“大寨田”2000余亩。 到1973年，全县建成小（二）型水库5座，蓄水总库容88.29万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1800亩；小（一）型水库2座，总库容197.35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300亩。其间，全县掀起大规模的治水热潮，百丈漈二级电站调节水库于1970年9月竣工（1965年7月动工）。从1971年到1973年底，土盖后、胜天（一）号、胜天（二）号、元桥、园上等小（二）型水库，济下等小(一)型水库开始建设。 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基本扭转了旱涝易灾的局面，为农业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72年至1975年，全县共投放农业水利建设劳力28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97万方；兴修水利有效灌溉面积合计25.26万亩（其中抗旱能力50天的有12万亩），机电排灌面积4.84万亩（其中电力排灌的3.75万亩）；全县增加旱涝保收面积达到10.2万亩。但在群众性水利建设大发展的同时，有的工程没有进行科学论证，盲目上马，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第三节 社会事业的初步恢复和发展
一、文教事业的初步恢复 在经济领域纠“左”的同时，文教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纠“左”。对教育领域，理顺混乱局面，落实教师政策，提高教学质量。“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文成县委贯彻中央有关批判极“左”思潮指示，批判 “两个基本估计”，使被重压下的广大教师看到了希望，重新燃起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1971年12月，县革委会决定，取消全县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小学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的体制，恢复工资制。要求公办教师口粮恢复国家供应，教师队伍收归县教育革命办公室管理，初步理顺教师队伍的管理问题。1972年5月15日至19日，县委召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教育行政干部和学校负责人100多人参加。会议研究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等重要问题，提出要改进课堂教育，改进教学方法，合理设置课程，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会后，采取举办短期培训班或业务进修学习，开展教研活动，落实教学计划，提高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 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初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强加给部分教师的错误政治结论，加强了课堂教学中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和学习目的性、纪律性教育也有所加强，学校教学秩序得到好转。此后，按照上级要求，全县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布局调整等工作逐步展开。 在教育领域初步纠“左”的同时，文化系统也初步进行了整顿调整。文成的文化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曲折，县文化馆、图书室、越剧团在“砸烂文艺黑线”中陷于瘫痪，已单列设置的县文化馆、越剧团、电影站、广播站、新华书店被撤并为县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1970年4月，根据上级有关发展广播事业指示，文成县广播站恢复建制。1971年，逐一开设创办公社广播放大（音量）站，并重点发展公社以下广播专线。由此开始，县广播站坚持转播三级广播电台节目，即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各地联播节目”，省台“对农村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温州台“新闻”“对农村广播”等，还自办固定文字节目“新闻”“文化生活”“田顾问谈生产”，临时增办不定期节目。县委、县革委会利用广播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决定、指挥生产、发布通告等。 1973年4月16日，县委决定，撤销综合性文化事业机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恢复县文化馆、剧院、电影站、新华书店和县越剧团，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下放和调离的专业人员被陆续调回原单位，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文艺创作人员和演员充实到文艺团体。 同时，农村有线广播迅速发展。至1974年，相继创办了大峃区及公社、厂矿转播放大站70个。1975年，全县561个大队、3546个生产队全部通广播，专线、支线总长3273杆公里，喇叭总数22,956只。形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转播站为基础的有线广播网络。全县社社、队队有广播喇叭，在村头、田头等地设立大型喇叭，每天播音3次（早、中、晚）。虽然这一时期广播内容单调，但广播宣传成了全县人民了解政治、经济及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广大农村社员群众享受精神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保障。 二、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 1965年，毛泽东作出“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指示。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合作医疗好”的指示。同年9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1969年文成局势初步稳定后，县革委会开始落实毛泽东的号召和上级关于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要求。1月22日，县革委会决定，为响应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全县农村尽快配备“赤脚医生”，全面建立“合作医疗站”，各级领导必须把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作为新生事物来加强培养与大力支持。 1969年9月，县革委会在南田区龙岙公社推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试点，建立了全县第一所农村合作医疗站。1970年1月11日至14日，温州地区卫生革命现场会在文成县龙岙公社召开，到会代表有全地区各县卫生领导干部300多人。听取龙岙公社关于建办农村“医疗合作站”和培训“赤脚医生”的经验介绍，参加龙岙公社贫下中农“愤怒声讨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罪行大会”。此后，按照群众自愿参加、集体互助的形式，全县掀起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
为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大队普遍成立大队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制定合作医疗管理章程，社员看病和医疗费报销按章程办理。合作医疗经费由大队、生产队、社员个人三方集资，县财政在事业费中对合作医疗适当补助。各区、公社党委和中心医院党支部落实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方针，积极推广草医草药，加强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的队伍建设和思想革命化建设，这对缓解农村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状况，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对改变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面貌，扩大了“赤脚医生”队伍，初步做到“小病不出村”“老少有医保”，一定程度帮助解决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减轻群众负担，有利于农村集体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各项卫生工作的开展。但由于强调城镇医疗卫生人员到农村去，削弱城镇医疗卫生医护人员的力量，影响了城镇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文化大革命”前期，全县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人口增长直线上升。1966年至1970年，文成县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8.11‰—22.70‰之间徘徊，每年人口出生率在33.18‰—27.00‰之间变动。全县人口从1965年的20.84万人增至1970年的25.18万人，5年时间净增4.34万人，平均每年新增8680人。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克服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任务：在“四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 11月，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和浙江省革委会有关文件精神，县革委会组织以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为主的巡回手术队，对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要求每个公社卫生所有2名以上计划生育技术人员。1972年，中共文成县委在提倡晚婚晚育、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同时，要求计划生育部门做好避孕药品供应工作，全面推行口服避孕药，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生育失控的状况。 1973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要求全省197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5‰以内。会议讨论了《浙江省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研究尽快降低全省人口增长率的措施。3月3日至7日，县委召开妇女工作会议，对全县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下来，即1973年19‰、1974年16‰、1975年15‰；二是各区、公社、大队建立健全计划生育领导组织，定期研究部署，定期检查总结；三是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确定1名领导班子成员兼管计划生育工作，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本部门、单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此后，各级妇女组织成为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1974年，县委设立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宣传和推行“晚”（晚婚、晚育）、“稀”（间隔4年）、“少”（最多生两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把人口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年度发展计划，把全县人口出生率降下来。1975年3月3日，县委决定，每个公社配备1名专职计划生育员，对计划生育工作常抓不懈。但是，在“批林批孔”期间，文成在贯彻计划生育工作中缺乏相应配套的行政措施，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较好地落实，加上文成山区民间长期受到“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影响，距离国家、省、地制定“计生”指标相差较远。1976年，全县新生婴儿8915人，出生率30.15‰；人口自然增长率25.13‰；落实四项节育手术4487人，其中结扎（女）40人、放环2004人、人流2391人、引产52人，节育率偏低。
第四节 “批林批孔”和纠“左”中断
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 2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批孔的决定》。 4月4日，中共文成县委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下设“批林批孔”办公室。由此，“批林批孔”运动在文成各领域狂热地展开，颇有成效的纠“左”工作被迫中断。 4月7日至11日，县委召开有6200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大批“两否一倒”，层层揪斗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批判所谓“干部大换班”和撤销“工宣队”、取消“贫管会”、恢复校长制等教育战线上的复辟回潮活动。从4月20日开始，全县普遍召开三种形式的基层“批林批孔”大会：一是以区为单位，如黄坦区召开5200多人参加的大会，历时3天；二是以公社为单位召开500至1000人参加的大会，时间1至2天；三是由公社干部到大队召集人员进行贯彻。据统计，全县参加会议有4万多人次。县革委会还指示各区、公社抽调2至3名领导干部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工作。 5月24日至6月5日，根据浙江省委、温州地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县革委会召开教育战线“批林批孔”大会。大会揭批了教育战线上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和“复辟势力”，把“批林整风”中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与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整顿措施，统统斥责为“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将一批忠于职守的教师打成“复辟”典型，被迫作检查，受批判，教育工作秩序重新陷入混乱的局面。 与此同时，全县各级各单位分别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揭批本部门、本系统的“两否一倒”，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运动中出现乱点名、乱揪斗现象，批判和否定前一阶段“批林整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两否一倒”的帽子被随意扣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头上；部分造反派骨干自封为“反潮流战士”，强制要进入领导班子，派性斗争再度被挑起。一时间，全县经过艰难努力才安定下来的政治局面再次被破坏，无政府主义再次抬头，有所恢复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再度受到冲击。1974年，全县除粮食总产量较上年有略微上涨外，工农业总产值为4442万元，比上年的4653万元下降了4.53%；财政收入527.7万元，比上年的629.3万元减少101.6万元，下降了16.14%。 二、突击入党与突击提干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浙江造反派主要负责人在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几经沉浮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造反派真正“坐稳天下”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造反掌权的问题，“新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多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途径，就是在全省全面推行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简称“双突”）。 1974年4月，“双突”风刮到文成后，少数利欲熏心、官迷心窍的人与帮派体系通过杭州和温州秘密联络点上挂下连，试图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文成大搞“双突”。他们从制造舆论入手，以县“批林批孔”办公室名义大肆印发杭州等地的“双突”经验，企图将文成帮派头面人物全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使之挤进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 自县委“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建立后，在帮派势力左右下，县革委会的“四大组”机构先后恢复，还设置了带有派性武斗火药味的所谓县民兵指挥部，并延伸到各区及部分公社。从1974年5月开始，少数造反起家的帮派骨干以“反潮流”胜利者自居，效仿省委机关和温州地委机关充实领导班子的做法，圈定符合自己利益的人进入县级机关领导班子名单，并且将非党员干部列入县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拟任人选。 在“批林批孔”期间，全县突击发展党员409名，突击提拔干部130多人。11月24日，以“掺沙子”为由，报经地委批准，文成有4位“反潮流战士”列席县委常委活动，还有一批“反潮流战士”参加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 “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生的“双突”现象，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党员的入党标准和干部选拔标准，造成党组织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损害了党的领导和威信，助长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歪风邪气，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思想混乱。凡是搞了“双突”的企业单位，都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的现象。
第十七章 全面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发的社会动乱，是毛泽东所不愿见到的。周恩来在病重的情况下，逐步把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重任移交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着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中共文成县委根据中央全面整顿的方针，开展了艰难的整顿工作，使得局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四人帮”极力抵制整顿，党内围绕着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全国形势发生了逆转。1976年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毅然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灾难。
第一节 全面整顿及其中断
一、贯彻中央16号文件，纠正“双突”错误 1975年2月，毛泽东视察南方，进一步了解浙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浙江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问题。回京后，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和“双突”问题。 6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检查省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状况，重点研究整顿省委“批林批孔”小组和解决“双突”问题。7月14日，省委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简要阐述“双突”的情况和错误，指明“双突”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危害，具体分析“双突”的不同情况，提出6条处理原则和意见。7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的浙江省委《请示报告》和《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以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从1975年8月初起，中共文成县委将纠正“双突”、整顿党组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统一全县领导干部思想，消除派性，清理“双突” 干部，整顿各级党组织。 在学习贯彻中央〔75〕16号文件精神过程中，县委常委对照毛泽东在1974年下半年先后作出的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相互开展交心、谈心，批派性，达成纠正“双突”错误的一致认识。9月初，县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全县领导干部的思想，消除派性，纠正“双突”错误。继而召开全县公社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三项指示、中央领导人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和接见国防工作重点企业代表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对照中央〔75〕16号文件，批评了县委有的领导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错误，并对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1月18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杨逢克任中共文成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免去施启汉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 经过整顿，县委严格执行中央文件规定，按照省委、地委指示，带领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结合文成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暴露的各种歪风邪气，分清什么是马列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从思想上认清“双突”的错误性质。 同时，根据中央16号文件，县委明确处理“双突”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一是对突击发展的党员给予一年左右的培养、教育、考察，区别情况，妥善处理；凡被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回到原单位、原岗位。二是对造反派骨干分子列席党委常委会的做法，予以废除。三是划清两条界线，一条是敌我界线，一条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线；对于混进来的个别坏人，证据确凿的，坚决清除；对于经过一年培养、教育、考察，仍不够党员条件的，不能留在党内。四是发展党员和选拔干部，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严格入党手续，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保证质量。 到11月底，通过贯彻中央16号文件，对已公布的80多名新提拔干部全部停止领导活动。1976年3月9日，县委下发文件，对上年10月在纠正“双突”中，被清退的109名补贴干部（即半脱产干部）给予恢复工作，于5月17日对其中26人转正定级，6月份起执行定级工资。 二、工农业生产的整顿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面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邓小平主张对全国各条战线全面进行整顿。整顿的主要内容是：（一）抓工业和农业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二）抓军队整顿；（三）抓财贸、教育、科技方面的整顿；（四）抓政策落实，解放一大批干部。只有通过全面整顿，才能加强党的领导，形成全面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全国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根据全面整顿的方针，按照中共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指示，中共文成县委开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批判派性，整顿领导班子。4月9日至13日，县委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强调通过整顿，加强党对经济部门的领导，进一步落实“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县委要求加强企业管理，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重点的规章制度，压缩非生产人员，实行干部跟班劳动；坚持自力更生，大搞技术创新、技术改造。 在农村，县委要求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建立和制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提高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粮食增产、高产的重要条件，加强经营管理，鼓励和发展农村集体和家庭副业。 5月28日至6月5日，县委召开脱产干部大会，748名干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四比”（比战争时的革命精神，比土改时的立场，比合作化时的方向，比大跃进时的干劲）和“三反”（政治上反复辟，思想上反腐蚀，经济上反蚕食）活动，批判“资产风”，以增强读书风气，激发干部学习理论、弄清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 通过整顿，促进生产，文成的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回升。到1975年底，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1699万元，比上年增长12.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1976年，受“政治”影响，全县工业总产值下降为1544万元，但比1965年的863万元，仍然增长了0.79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为2613万元，虽比1973年的3042万元减少了14.1%，但比1965年的2373万元增长了10.11%。 三、掀起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 1975年2月23日至28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到会代表2500余人。会议总结了1970年以来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成绩，要求1975年达到亩产900斤，总产1.35亿斤，比1974年增22%。 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县委及时召开会议，学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幕式上的讲话和华国锋关于《全国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接着，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包山底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提出必须抓好县委的领导班子建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化。随着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开展，全县掀起了新一轮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农业学大寨”运动对文成“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业生产，尤其是水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通过“农业学大寨”，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农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为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干部群众在“农业学大寨”期间表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是值得肯定的。但“农业学大寨”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至上，把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农业丰收成果，曲解为“大批促大干”的必然结果。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法权”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农村农业的发展活力。同时，在农业学大寨的劈山造田和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只注重了表面“政治”形式的出勤率，却存在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低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情况。 四、整顿的中断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取得成效。然而，随着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文化大革命”和“左”倾错误的大力纠正，遭到“四人帮”极力抵制，并为夺取更多的领导权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党内围绕着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197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全国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工作被迫中断，社会再度陷入混乱。 中共文成县委按照中央指示和上级要求，通过召开会议、学习文件等方式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坚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然而，那些在整顿中受到批判的造反派骨干，以为“邓小平倒台了”，是清算“批林整风”中的“复辟翻案风”的时机到了，便不顾中央关于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不拉山头、不要层层揪代理人的规定，四处串连，把全面整顿中的“批派性”说成是“右倾翻案”，还纠集人员发传单、贴大字报，对县委胡搅蛮缠，威迫县委要为执行温州地委批复和撤销县及区民兵指挥部（派斗组织）进行“平反”“恢复名誉”。1976年7月7日，造反派骨干纠集一些人，把已调任永嘉县委领导的原文成县委副书记施松涛，强拉到温州市挂牌游街，再拉到文成施行殴打侮辱。8月，在温州市“三代会”被迫恢复的影响下，文成一些造反派强迫县委恢复已被撤销的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民兵指挥部、工宣队办公室等派斗组织，扰乱了整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社会局势。一批坚决贯彻整顿政策的干部群众遭到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又肆意翻案，导致派性斗争重新泛滥，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受到影响。自从“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全县国民经济产值都比不上“批林整风”中的1972年和1973年所取得成绩。尤其在197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降至4157万元，同比1972年和1973年分别下降了18.19%、10.62%；全县预算内财政总收入651万，分别比1972年和1973年下降1.27倍和1.36倍。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受最严峻的“天灾人祸”考验之年。1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的周恩来不幸病逝。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悲痛，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文成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发佩戴黑纱进行哀悼活动。但举国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污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愤怒。从3月底到4月5日，北京数十万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后被称作“天安门事件”。全国多地随之响应，形成“四五运动” 。一场正义的清明节祭悼周总理的行动，很快地被错误打成“反革命活动”受到镇压，但广大干部群众仍坚持着暗地相互传递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诗词和传单。 197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的大事接连发生。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不幸逝世。他的逝世，又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深切悲痛和怀念。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大地震，损失惨重。而在文成，从7月至9月连续83天大旱，灾情异常严重，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收。 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毛泽东的不幸逝世，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发布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文成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以及公社、大队等都设灵堂、献花圈，干部群众佩戴黑纱、白花寄托哀思。9月18日中午12时起，商店停业，街道不准摆摊，车辆不准入城。下午3时，县委在县大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收听在首都北京举行的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实况广播，沉痛哀悼毛泽东。 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人们顿感失去了思想和精神上的依靠，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所忧虑。而“四人帮”一伙则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6日，文成人民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17日，中共温州地委向各县委领导传达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18日，县委常委经过讨论后向县机关各单位负责人通报“四人帮”的罪行。然后相继召开县城及大峃区党员干部1000多人大会和6000多人的群众大会，传达党中央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21日，县委常委会议对全县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开展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作了研究部署。10月22日至23日，县委在大峃镇召开党员会议和万人群众大会，举行庆祝活动。连日来，全县各地相继举行了7万多人次的粉碎“四人帮”集会游行。人们举着毛泽东画像，挥舞着红旗，兴高采烈地高呼：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1月11日至17日，县委召开全县脱产干部大会，到会1000余人。会议学习传达中央〔1976〕18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中联部等单位〈关于对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影片、电视片、戏剧、画片和书刊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吴德在首都庆祝粉碎“四人帮”集会上的讲话以及省委书记铁瑛的讲话。与会人员激情满怀，决心以实际行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终于结束。 二、 “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基本分析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时间最长、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成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受到重大冲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大量文物古迹及地方文献被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在政治思想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批判，致使县委及其工作机构陷于瘫痪，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其后在派性斗争中，两大群众组织不断爆发激烈冲突，酿成多起恶性武斗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老干部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立案审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后，民主和法制受到肆意践踏，无辜党员干部被群众专政组织非法关押，造成全县政治动荡，社会不稳定。同时，“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的思想混乱，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把“斗私批修”作为思想纲领，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尊为指导思想，开展在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各种错误和荒谬的理论宣传泛滥成灾。由此，党风被破坏，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水准下降，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个人崇拜都在“革命”的名义下登峰造极，对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 在经济建设上，由于政治上的动乱和推行极左路线，全县国民经济建设发展受到严重阻滞。“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仅2.88%，其中1967年至1969年三年为负增长；全县粮食总产量，1976年达52,360吨，平均亩产325公斤，比1966年总产量49,370吨，平均亩产297公斤，十年时间里仅分别增长6.06%和9.43%；全县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966年为157万元，至1976年降到65.1万元，净下降1.41倍。 由于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人民生活比较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在27元至32元之间。年人均口粮从1965年160公斤下降到1976年的151公斤。广大农民处于“用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贫困状态。干部职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只调整过1次工资，年人均工资从1966年的491元提升到1976年的537元；而集体所有制职工年人均工资却从1972年的375元下降到1976年的265元。城乡人均储蓄，从1966年2.2元提高到1976年5.09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县从1966年1178万元提高到1976年1181万元，其中生活消费却从1024万元下降为846万元，年均分别仅递增为0.25%和逐减1.74%。更因国民经济建设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造成生活物资严重短缺，很多日用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肉食、棉布、肥皂等都要凭票限量供应。 在文化教育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化教育成就，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摧残，面临凋零。“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破“四旧”、派性武斗等原因，学校的设施、图书等遭到严重破坏，又缺少经费维修、补充，致使教育质量全面下降。城乡中学盲目发展，师资紧缺，不少小学教师升为初中教师，初中教师升为高中教师，还大量聘用工农兵兼任教师和代课教师，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文化大革命”前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被单调的“八大样板戏”、“忠字舞”所替代，大量国内外文学名著被列为“禁书”，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性、趣味性读物紧缺，极大地阻碍了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由于“造反夺权”，管理机构遭冲击，领导干部受批斗，合理规章制度被废止，严重阻滞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全民体育、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国民经济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艰难地向前发展。工农业生产增长最快的1970年、1972年、1973年，增幅均在20%以上。期间，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发展“五小工业”，使全县集体、社办的工业发展迅速，其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6年的9.89%上升到1976年的40.16%，其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5.61%。这一时期的社队企业发展为改革开放以后，全县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抵御自然灾害等，全县农业总产值从1966年的2399万元，增加到1976年的2613万元，共增长了8.92%，其中1972年增长了41.14%；粮食总产量1971年67,890吨，1972年68,615吨，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平均亩产指标，分别比1965年粮食总产量49,370吨增长了37.51%和38.98%。此外，兴建通区公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努力投入小水电站建设，带动山区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培养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使山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成就的取得极其不易，是广大干部、群众坚信党的正确领导，坚守生产岗位，在逆境中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而取得的，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文成各个方面的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也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党员，无论是被错误打倒的，还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都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等，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爱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