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二卷 第四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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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第十八章 思想政治上的初步拨乱反正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拨乱反正，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在这两年中，由于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党还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致使各项工作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的局面。中共文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中共温州地委的指示和部署，在全县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开展“揭批查”运动，彻底摧毁文成的帮派势力，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分子；调整党政机构和整顿群团组织，建立健全并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初步平反冤假错案；整党整风，思想政治上达到初步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极大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和社会基础。
第一节 全面开展“揭批查”运动
一、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即在全国部署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政治运动。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揭露批判江青等人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和反革命面目。 11月2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全省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作了全面部署，要求全省人民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摧毁“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体系。11月12日，中共温州地委发出《认真学习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从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余毒。 中共文成县委、县革委会按照中央批示和上级部署，联系文成实际，打响了“三个战役”。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打响第一战役，重点是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地委工作部署与会议精神，1977年1月19日至30日，县委召开县、区、社、大队四级共4433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开启了揭批“四人帮”罪行运动。会后，县委组织50多人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分头进驻县商业局、粮食局、邮电局、人民银行、广播站等单位，开展点上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或事的“揭、批、查”。之后，在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全面掀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3月2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教师会议，共1149名教师出席，进一步发动教师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群众运动。据统计，1977年1月至3月，全县共召开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500多场次，参加批判会的有20万多人次。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打响第二战役，重点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3月25日，文成县委派出304名干部组成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南田区的二源、三源、南田、龙岙4个公社、36个大队，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4月1日，县委召开县机关揭批“四人帮”积极分子会议，县委书记杨逢克在会上总结了五个月来“揭、批、查”的成绩，对下阶段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工作任务提出了要求。7月1日至7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就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进行讨论。会议要求充分认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艰巨性；充分认识文成深受“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的祸害，彻底清查与“四人帮”在文成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9日，县委在县体育场召开由县城及附近公社共2万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的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县委领导下，根据中央、省委、地委的统一部署，积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 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打响了第三战役，重点是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左实质及其各方面的表现。11月19日，县委召开县机关负责人和骨干干部会议，了解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进展情况，部署在县机关开展“揭、批、查”运动。12月2日至17日，县委召开有1300多名干部参加的揭批“四人帮”四级干部大会，要求持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之后，各社镇、各部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文件，针对“四人帮”污蔑生产先进单位是“修正主义样板”、生产积极分子是“替走资派卖命的小绵羊”、讲求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谬论，进行了批判。 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思想上分清了是非，生产秩序、工作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并重新建立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 二、摧毁地方帮派势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帮派体系。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为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3月26日至4月4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彻底查清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打烂“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坚决打击在“四人帮”庇护下作恶多端的坏人。中共文成县委根据省委这一精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县委到各社、镇党委，由主要领导亲自抓清查，建立“清查材料组”， 排除派性干扰，配备党员干部具体负责清查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调查取证工作。各地把揭批“四人帮”罪行与清查帮派势力结合起来，以揭批推动清查，通过清查把揭批引向深入。同时，举办学习班，对帮派势力的重点事和重点人，采取逐事逐人地查，从事到人，从人到事，一查到底。至1978年3月，全县共举办清查学习班100多期，其中县级机关是清查的重点，由县委主要领导掌握，共举办9期。 文成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遭受“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重灾区之一。由于派性问题未被根本清除，在部分领导干部、党员和群众中存在着一些思想顾虑和消极思想，致使文成的“揭、批、查”运动受到很大的阻力。有些人认为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应付应付就行，不必太认真；有的认为“派性斗争”是“个人权利之争”；有些人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更不希望运动深入开展。针对这些情况，县委认为关键问题在于领导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缺乏高度的认识，导致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突出表现在对“四人帮”在文成有牵连的人和事不敢批。为此报请中共温州地委批准，决定对1名县委常委进行隔离审查。县委的明确态度和坚强决心，打消了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为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逐步查清与“四人帮”在浙江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扫清障碍。同时，县委提出以机关带基层，以基层促机关，上下一起发动，并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揭、批、查”运动深入开展。 1978年，县委加大对“四人帮”余毒的清查力度，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大局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做到既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又有策略上的灵活性，对每一个具体问题坚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一般犯错误的干部既坚持帮助其认识错误，又看其对错误的认识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确定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由县委统一掌握，各部门、各单位抓好材料和定案工作；对已经查清的问题要认真核对材料，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的规定，成熟一个处理一个。县委还确定清查工作验收的标准为：群众有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没有真正查清；定案定性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各项生产、工作有没有出现大干快上的新局面。 为了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78年6月，县委成立了定性定案甄别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县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定案工作。县委要求在定案定性工作中一把手亲自抓，党委成员分工专职抓，专案人员具体抓，重点对象由专案班子抓；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时提出定性定案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注意把说错话的和做错事的同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严格区别开来，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界限清楚、手续完备、处理得当。 9月21日，县委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逮捕多名与“四人帮”帮派有牵连的骨干分子。对个别犯错误的县委、县革委会领导干部则予以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等处分，对帮派体系有牵连的骨干分子在查清事实，分清罪与非罪、错与非错的情况下分别予以处理。在此期间，还完成纠正了“双突”的扫尾工作，突击提干的全部回原单位，突击入党的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至此，在文成凡是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被基本查清，全县帮派势力被一举摧毁。 随着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流毒和影响的肃清，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取得显著成效，全县国民经济倒退停滞的局面被彻底扭转，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开展“一批双打”群众运动 在“揭批查”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全县开展了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是政治上搞造反夺权，经济上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等坏分子。 遵照省委、地委关于深入开展“一批双打”群众运动的部署和指示精神，1977年4月26日，在中共文成县委领导下，县公安局组织实施贯彻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整顿城乡治安。全县共发动1765人次，开展为时两昼夜的治安大清查，收容各类案犯139名，侦破刑事案件9起。并在全县22个公社内，对233名各类违法人员集中学习，具结悔过。5月3日，县委在县体育场召开批斗阶级敌人和刑事犯罪分子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围绕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5月24日至25日，县委召开全县各区、县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保卫干部参加的整顿交通治安秩序会议。会议深入贯彻全国、全省铁路治安会议精神，部署6月份以集镇、边沿结合部和治安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为重点，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左右夹攻，放手发动群众，对贪污盗窃、打砸抢、投机倒把的主犯进行斗争。 1978年1月1日至2日，县委在玉壶（县委机关搬此办公）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各区、公社书记120多人参加。会议部署了进一步开展“一批双打”群众运动等工作。1月21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7〕57号文件推广落实“枫桥经验”的意见》，要求广泛宣传诸暨县枫桥区对敌斗争的经验，认真制订计划，健全各级治保组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并拟定计划到9月份，结合“一批双打”群众运动，开展推广落实“枫桥经验”的全县大检查活动。 4月9日至14日，县委召开公安会议，各区、社、企事业单位分管公安工作的负责人、治保干部、公检法干警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上级领导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联系文成实际，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公安工作的罪行，部署狠抓“一批双打”和社会治安各项任务。 9月21日，县委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暨“一批双打”大会。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2名坦白交代并全部退赃的贪污分子宣布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对几名犯有严重诈骗、盗窃、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继而在大峃、黄坦、珊溪、玉壶、南田等区（镇）召开万人批斗会。 “一批双打”群众运动狠狠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加强了全民治安管理，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二节 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
一、调整党政机构和充实领导班子 彻底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之后，加强干部思想教育，消除派性，增强党的团结，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加强党的领导当务之急。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根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中共文成县委首先从组织建设入手，重建各级组织机构。1977年4月，经中共温州地委批准，重建县委工作机构，调整县革委会工作部门。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撤销县革委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设县革委会办公室、农林办公室、工业交通局、粮食局、财贸办公室、县计划经济委员会等机构。5月20日，经地委批准，建立文成县农业局、林业特产局、水利电力局、社队企业局、内务局、卫生局、文教局、供销总社，撤销县农林水利局。11月14日，地委决定，撤销原各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中共大峃、南田、玉壶、峃口、珊溪、黄坦、西坑区委员会；17日，县革委会各委、办、局等单位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组员），均改称为党组书记、副书记、党组成员。1978年9月23日，增设县科学技术委员会，继而重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10月22日，设立县革委会沼气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0月24日，石垟林场、叶胜林场、绵羊场、西坑苗圃合并为县石垟林场。12月，陆续撤销局级机构革命领导小组，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体制，由行政领导主持全面工作。 整顿党员干部队伍，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首要的是建立健全县委和县级机构的领导班子。1977年9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调整充实了中共文成县委领导班子。12月12日，再次充实了县委领导班子。报经省委批准，温州地委任命了一名女性县委委员、常委。 1977年10月开始，县委注重了机关部门单位、区、公社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充实工作。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选拔领导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县委选调一批党性纯、能力强、干劲大、作风好、威信高的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提拔一批表现好，同林彪、“四人帮”“左”倾错误斗争坚决，受群众拥护，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优秀分子。同时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整顿和充实，大大增强了各级党、政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为文成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开展整党整风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一定要把我们的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好、建设好。”决定下半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整党整风运动，以解决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1976年底，文成县共有中共党员5885名，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占26.48%。这部分党员，没有经过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严格训练。也有不少“文化大革命”之前加入组织的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丢掉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还有少数党员丧失党性，蜕化变质。上述情况表明，在全党特别是在新党员中开展整党整风势在必行。 从1977年秋开始，为了从思想、组织、作风上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中共文成县委从上到下，上下结合，普遍展开整党整风。县委先后3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基层的整党整风首先选在南田区的二源、三源、南田、龙岙4个公社进行试点，至11月底结束。 在4个试点公社的296名党员中，清查出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52人，方向道路不明犯有错误的62人；清除出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5人，“双突”中入党的除名12人。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吸收42名优秀分子入党，新发展239名共青团员，提拔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396名骨干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通过评比，共评出27个先进单位。对民兵、治保、妇女等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同时加强了贫协组织的领导，参加贫协的共有5275人，占贫下中农人数的75.7%，选出公社和大队的贫协委员298人。 县委整党整风试点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省委、地委文件，通过学习，认清“四人帮”破坏党组织建设的罪行和所造成的后果，提高党员干部对整党、整风的重要性、必然性、迫切性的认识，积极主动投入整党整风。其次，指导党员用党的基本路线对照检查自己，揭矛盾、找差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用请进来、走出去办法，请群众评议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对问题多的党员进行重点帮助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改正缺点。再次，搞好组织整顿，建立制度。一方面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配好党支部成员，尤其是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用“三会一课”（即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议，按时上好党课）制度，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另一方面对违纪的党员，根据查清的事实、错误的性质和认识的态度作出必要的纪律处分，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劝其退党，对犯有严重错误而且认识态度差、参与帮派体系活动的党员坚决予以清除出党。 在试点基础上，1978年春，县委派工作组开展全县基层党组织的整党整风。县委强调了结合党组织的整党整风，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同年10月中旬，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接着多次召集机关部门（单位）干部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有关领导讲话。机关干部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个人历程，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错误的大多数干部，检讨了错误事实，检查了犯错误的根源和应该汲取的教训，消除了同志间的思想隔阂，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团结。在县级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推动下，县级各部门、各社、镇也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至12月，全县调整整顿基层党委53个（其中总支部1个），占全县党委总数的84.12%；调整区、公社领导干部51名；调整整顿党支部393个，占全县党支部总数的56.95%；其中整顿大队党支部264个，占大队党支部总数的43.92%。到1979年，全县690个基层党支部整党整风分2批完成。 经过整党整风，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大多数党员分清了路线是非，增强了党的观念，提高了思想觉悟，党组织的战斗力明显增强。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这次整党整风运动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效果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三、恢复和整顿群团组织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中共文成县委根据省委、地委要求，积极恢复工、青、妇群众团体，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迅速恢复各项群团工作。 1976年8月，县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办公室恢复。之后两年的主要工作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工人文化宫等为宣传阵地，采用每逢重大节庆日组织活动等形式，对职工进行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爱国家、爱集体、爱本职工作的教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温州地区总工会的要求，以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有文化的工人阶级队伍作为新时期职工政治思想工作重点，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组织活动恢复。在“揭批查”运动中，全县各级共青团组织普遍召开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1977年5月，县委对团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选配一名副书记主持工作，充实工作人员2人。6月，县公安局消防中队团支部被共青团浙江省委授予学雷锋先进集体，刘开春、刘开军被共青团浙江省委评为先进个人。 1977年下半年开始，针对因“四人帮”干扰和破坏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进行全县整团建团工作。至年底，全县7区62个公社、镇团委的组织整顿工作告一段落，共建有共青团支部642个、共青团员10,046人，充实专职共青团干部31人。各级团组织在整顿和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在积极投入“揭批查”和“一批双打”运动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1978年8月，推选7名团员组成文成代表团，参加共青团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遵照共青团省、地委部署，县团委组织团员和青年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队）”活动。全县共青团员、青年积极分子踊跃参与，还在各条战线组织了125个突击队“争当新长征突击手（队）”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全县广大妇女也积极揭批“四人帮”“大干快上作贡献”成为各条战线妇女们的行动口号。1977年10月，县委选配一名妇女干部任县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工作，并对全县7区、62个社镇逐一配齐妇女专职干部。1978年，在县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通过选配妇女干部，对全县各级妇女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使各级妇女组织进一步健全。 根据县委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妇女在新时期总任务中的‘半边天’作用”的要求，县妇联组织在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中广泛开展“三八”红旗手竞赛活动，比学习、赛思想，比干劲、赛技术，比团结、赛风格，比产量、赛贡献。要求农村围绕搞好农业生产、夺取丰收这个中心，工矿企业围绕优质、高产、多品种、低消耗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城镇街道围绕增设服务网点、搞好社会治安、抓好少年儿童教育等全面开展妇女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妇联带领广大妇女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发展商品生产，积极开展创“五好家庭”“双文明户”，争当“三八红旗手”活动，为构建文成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四、初步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成为一个极其沉重的政治包袱。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冤假错案，尤其是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1977年12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由此，全国范围内开始初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初，中共文成县委根据中央、省委、地委有关指示精神，着手抽调干部，建立组织，调查摸底，为平反冤假错案做好准备。4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审干复查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到会讲话，要求从贯彻落实十一大路线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6月，省委组织部召开全省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进行工作部署，要求各地重点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干部政策问题，指出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性，把该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排除阻力，做好工作，要确定一名负责人分管，迅速建立领导班子。随后，中共温州地委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部署全地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 为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地委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县委成立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并对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陆续给212名干部平反纠错。其中恢复政治名誉109人，恢复党籍和党员权利44人，恢复公职32人，作抚恤安置11人，还给原被扣发、停发工资的51名干部共补发工资9.4万元。 同时，按照中组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的通知》精神，着手对历史遗留案件逐件进行复查。在复查办案过程中，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始终把握五个环节：一是吃透政策精神，明确政策界限；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三是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被复查人的意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是坚持逐级集体审查案件，不搞个人说了算；五是对无辜遭到迫害的干部，该恢复工作的给恢复工作，并根据干部政策予以经济补偿。经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案件548件，改正或部分改正原错误处理的516件，维持原结论的32件。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县委根据1978年4月5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右派摘帽工作也纳入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步骤之中，积极开展被错划的右派的复查改正工作。1978年5月17日，县委建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全县原划为右派分子的84人，因右派戴上其它反革命帽子的28人，中右派分子和因右派言行受处分的49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14人，右派受株连的5人，合计180人，对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重新进行定性，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陆续给予恢复政治名誉的10人，恢复公职85人，办理退休2人、退职2人，作抚恤安置11人，家属子女户粮“农转非”42户112人。至1981年1月，右派摘帽安置工作结束。后又根据中组部《关于解除一些干部历史上受限制使用问题的意见》，对1956年确定限制使用的43名干部，给予撤销9人，注销6人，解除28人。 这一时期，文成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仍有许多冤假错案未能得到及时平反或彻底平反。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全面展开，在“有错必纠”的原则指导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量案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逐步得以彻底解决。 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有效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后果，进一步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广泛的政治保证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十九章 经济社会的复兴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从1976年10月开始，中共文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中共温州地委的统一部署，通过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举措，澄清了政治思想领域大是大非问题，同时继续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使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通过全面整顿和调整教育秩序，全面充实文化机构，倡导“讲科学、用科学”的社会氛围，巩固和发展医疗卫生工作，全县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等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事实证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领导全国人民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文成全体党员、干部群众，紧跟党中央伟大战略决策，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揭开了文成改革开放伟大时代万紫千红的新篇章！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与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1976年11月，针对农业严重受损的状况，中共文成县委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的大会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区、公社都要有一个重点工程。11月11日至15日，县委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全县脱产干部大会，提出要加速“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式县”的步伐，强调各区、社早动员、早动手，大搞农业基础改造，兴建水利设施和配套工程，改造低产田，争取粮食生产的大面积丰产丰收。 1977年1月19日至23日，县委召开的全县四级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1976年取得的成果，表彰学大寨先进集体、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会议号召“深揭狠批‘四人帮’，掀起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式县新高潮！”会后，县委决定轮流抽调县级机关三分之一的干部，组成工作队支援农业，加强对基层农业工作的领导。 9月，县水利电力局成立，负责发展水利电力事业及其行业管理。7日至14日，县委召开农田基本建设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和林业、水产会议精神，部署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全县脱产干部、各大队支部书记、农林水系统各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共1420人。会议要求各地必须打好农田基本建设这一仗，明确农田基本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是体现“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才能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做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大会要求在三、四年内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12万亩，扩大耕地面积6万亩，发展林业基地26万亩。 会议讨论研究了文成县1977年至1980年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规划设想和措施，提出要重点搞好现有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改造，抓好现有的水利工程项目配套，扩大耕地面积，以尽快改变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会上，县委、县革委会授予南田公社三滩等4单位为全县1977年林业、畜牧战线先进单位，百丈漈公社长垄大队、县良种场黄坦分场等11个单位为县农田基本建设先进单位，南田公社岳二大队、严垟公社林场等11个单位为县林业先进单位，南田公社、县良种场畜牧队等17个单位为县畜牧业先进单位。之后，全县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9日，为了支持农田基本建设对竹器工具的需要，县革委会决定收购毛竹5万支（县安排3万支，区安排2万支）。12月4日，县委学习山西省昔阳县以及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搬到平阳县办公的经验，决定县机关搬到玉壶办公，县委办公室、农业局、计划委员会搬到大南公社，财贸系统搬到周南公社，党群系统、政法系统及其他部门搬到玉壶公社，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8年3月6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县、区、社、大队、贫下中农代表2500多人参加。大会学习全国人大五届会议文献，总结一年来的经验，表彰了先进，动员掀起生产新高潮。会后，根据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精神，结合文成实际，县委制订了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提出1978年至1980年粮食生产奋斗目标：1978年粮食亩产达到500公斤，总产7.3万吨；1979年亩产575公斤，总产8.9万吨；1980年亩产675公斤，总产10.85万吨。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从7月开始，县委要求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精神，全党大动员，全民大发动，从思想上提高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深入开展；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批示》文件精神，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切实解决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坚决纠正“各行各业，向生产队伸手，挖生产队墙脚”的现象；切实转变领导作风，贯彻落实中发〔1978〕42号《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句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的文件精神，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县、区、社、队都要建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指挥机构，县委常委和机关干部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下乡深入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10月，中共浙江省委制发《关于建设大寨县六条标准的具体要求》。县委对照省委要求，从文成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规划，抓好规划的落实。强调必须坚持以“治水、治山、改土”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高标准地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和林业基地，大搞平整土地，不断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山林绿化面积，加快山区建设步伐。县委采取了以下措施，并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加强已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水利建设，提高抗旱能力。成立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对已建工程及时进行养护维修。从1978年开始，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由工程管理单位专管人员管理，或将水体经营权承包给小组或个人养鱼并负责管理。村办小型水利工程由村管理领导小组领导，设水管员1—3名，实行“一把锄头”把关，放水到田。至1979年春，全县建成11处水利配套工程，兴建103处山塘、小水库，增加库容蓄水量625万立方米，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2.8万亩，增加机电灌溉面积1万亩、旱涝保收田9000亩、喷灌3000亩。 二是大力平整土地，扩大耕地面积。1977年秋冬和1978年，全县三次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累计投放劳力397万工，日出勤最高时近7万人，完成土石方220万方。动工的951个工程，完工250处。到1979年春，平整土地2万亩，造田造地5185亩，改造低产田7600亩。 三是大办小水电，为农田排灌、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县社“五小”工业和广大农村生活照明用电服务。文成水力资源丰富，但水电装机容量仅4300千瓦，可开发的还有5万千瓦。1976年至1978年12月，建成赤砂、石垟石角等13座电站，装机680.6千瓦。1978年2月高岭头水利水电工程指挥部成立，并着手施工准备工作。同年，动工兴建黄坦沙垟、龙井口等电站，开始筹建靛青山电站。 四是大搞绿化造林，发展林业基地。全县自然特点“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面积多，发展林业潜力大，贯彻“以粮为纲、粮林并举”的方针，全县原有荒山近33万亩，在1982年全部绿化。1978年把石垟林场、叶胜林场、绵羊场和西坑苗圃“三场一圃”合并，并吸收散布在场内的几个大队入场（过渡为全民所有制），建成20万亩的大林场。 为了进一步推动林业发展，1978年9月14日，县委组织机关干部300多人，自带工具、被铺到石垟公社上垟大队劈山整地，建立县委用材林试验山，经过6天的艰苦奋战，开垦水平带160多亩。同时各区都搞试验山，据4个区22个公社统计，共建试验山4600多亩，开垦林地3300亩，抚育山林10,000亩。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执行中央、省委、地委指示的有关全面整顿农业的部署，加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大力开展“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全县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初见成效。全县农业总产值：1976年2613万元，1978年增加到3263万元，增长24.86%。全县粮食总产量：1976年52,360吨，1978年增加到63,980吨，比1976年增长22.19%。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从1976年的325公斤回升到1977年的401公斤，1978年略增为404公斤。 二、工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中共文成县委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同时，领导全县人民大力开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工作，号召工业战线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努力恢复工业企业生产，迅速把工业经济搞上去。全县工交、财贸等各条战线的职工，学习、发扬大庆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作贡献”，决心尽快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造成的损失补上去。 1977年，中央决定在“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按照中共温州地委“各地认真研究抓革命促生产，抓好经济工作，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热潮”的指示，县委要求厂矿企业必须全面贯彻“鞍钢宪法”，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制定奋斗目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增产节约，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把经济搞上去。3月4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工业系统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要求全县工业企业干部职工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会议强调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国民经济总方针，同时明确提出按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部署了开展创建大庆式企业活动。要求各企业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大搞增产节约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挖掘生产潜力，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产品的产量、质量、规格品种、主要消耗、成本、资金、利润、劳动生产率等八大经济指标，整顿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努力使1977年的工业总产值和各项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6月2日，县委再次召开“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部署国营工业企业在下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6月5日至9日，县委书记杨逢克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到温州迎接大庆报告团，并参加在温州人民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报告团在文成作报告后，全县迅速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新高潮。 在运动中，县委狠抓企业的挖潜改造和技术革新，改造旧设备、旧设计、旧工艺，切实加强企业管理，整顿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使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当年全县工业生产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工业总产值260.2万元，比1976年增长121.82%；国营国有企业亏损总额29.6万元，比上年减亏27.4万元。 1978年1月2日，县委在玉壶公社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全县各工矿企业更加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各区、公社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人参加会议。3月29日至4月2日，县委召开有400多人参加的第三次工业学大庆会议，会上表彰了4个先进企业、8个先进集体、3位劳动模范、115名先进工作者。 随着企业管理工作的加强和以岗位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全县工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1978年，全县国有工业总产值371万元，销售总额357.8万元，比1977年分别增长42.58%和40.76%；全县51家二轻工业企业，总产值333.01万元，比1977年增长63.81%。
第二节 各项社会事业的整顿与发展
一、教育事业的整顿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战线逐步走上正轨。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着手恢复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文成的教育事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省、地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积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全县中小学校的管理体制、办学规模、教育秩序等进行全面整顿，全县的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发展。 整顿和健全教育管理体制。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文成县委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决定由一名县委副书记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分管教育工作，并要求各区、公社都有一名副书记和委员分管教育工作。同时着手调整、充实各级学校领导班子。 1977年3月2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发动教师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部署新学期的教育工作。5月，县委撤销了各学校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调整和充实县属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7月后，加强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健全县文教局机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教职员工夫妻两地分居、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教育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教育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就如何在教育战线上进行拨乱反正提出了全面的指导意见。10月22日至11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教育搞上去》的报告。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的“教育黑线专政论”，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事业的成绩和广大知识分子所作的重大贡献，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全面部署。县委贯彻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联系文成实际，精心研究改进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清除“左”的错误影响。至1978年下半年，基本配齐了县属中学、文成县中心小学，各区（镇）、社中心学校的领导班子。 整顿办学规模，调整学校教育布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中、小学在数量上盲目扩张，对民办、代课教师管理混乱，导致教育质量下降。1976年10月，根据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相适应、学校布点适当集中的要求，全县附设高中调整为8所，教师117人，学生1256人；初中5所，教师436人，学生8728人；小学627所，教师1928人，学生38,454人。全县初中民办、代课教师分别为118人、18人。 1977年下半年，根据省委“迅速改变盲目发展高中而造成整个教育质量下降的局面”的指示，县委确定文成中学为重点中学，县中心小学为县重点小学，要求每个公社要确定1所重点中学和1所重点小学。1978年，县委根据省教育厅“调整学校布局、整顿民办教师队伍”的要求，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民办教师队伍的整顿工作。主要做法是健全和完善民办、代课教师队伍的管理制度，严格任用程序，辞退文化水平低、不宜任教的民办、代课教师。针对各学校的实际，视不同情况，增加或减少民办、代课教师。至1978年底，小学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8名。 恢复尊师重教传统，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全县不断揭批“四人帮”诬陷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的罪恶企图，再树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职业道德形象。从1977年开始，县委要求县文教局组织广大教职员工学习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全社会宣传尊师重教，营造尊重教师的社会氛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省、地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抽调专门人员建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妥善处理教育系统积案。要求在1979年底前，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教师改正，恢复工作，恢复待遇，原来是党员的一律恢复党籍；对有申诉的历史遗留案，重新复查甄别，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处理。同时为40%的公办教职工增加工资，适当增加民办教师的工资，把部分优秀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在教职员工中开展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劳动模范等评选活动，大力表彰先进，增强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感。 1978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全县中小学公办教师的调配、民办教师的录用和辞退等统一由县文教局负责审批。3月，县教师进修学校建立，并恢复县中等师范函授辅导站，开展中师函授教育，加强师资培养。10月，恢复和健全县文教局教研室及各校教研组织，全面推进教研活动。同时，全国《教学大纲》颁布后，县文教局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开展“学大纲、讲大纲、用大纲、坚决按大纲办事”的学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逐步改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教师的文化知识结构和教学业务素质。 全面恢复学校教育秩序。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县委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省革委会批转的《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高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全县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建立县高校招生委员会及招生办公室，并通过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招生政策，鼓励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当年全县考取大学（含大专）85名，考取中专（含技校）47名。1978年全县考取大学（含大专）23名，考取中专（含技校）104名。 随着高等教育秩序的恢复，中小学基础教育得到全面恢复。1977年10月，认真贯彻执行《浙江省中、小学学生教学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浙江省中、小学学生守则》。11月，试行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学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发动全县各中、小学师生认真学习、讨论，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并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学校的教育秩序逐步得到了恢复。 按照县委要求，全县各学校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加强对教学的科学管理，强调课堂教学落实“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重视实验和实践活动，因材施教，注重发展学生的智能。在抓好教学的同时，县委对招生办法、成绩考查、品德评定、留级制度作了一些改革。1977年，县文教局抽调134人组成教育工作检查团，对7所完全中学、61所公社学校、239所大队小学进行全面检查。为保证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增加，1977年县财政投入教育经费132.1万元，比1976年的121.6万元增加10.5万元，1978年又增加到151.1万元。 1978年8月，全县中小学重建共青团和少先队。9月，县委根据教育部修改后重新颁发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决定从秋季招生开始，初、高中学制由二年制恢复为三年制，并恢复中学招生考试制度。根据上级要求，县文教局对全县中小学的布局再次进行了调整，中学从1976年的15所调整为14所。与此同时，根据省教育厅《浙江省中小学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切实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文体教育，深入开展“学雷锋、树新风、争三好”活动，表彰“三好”学生。全县中小学校党、团组织以此为动力，迅速恢复了学雷锋活动，校风、学风发生了良好变化。通过开展校纪校风对口检查评比工作，大力整顿校纪校风，全面恢复班主任制度和团、队组织，学校教育秩序井然有序。至此，“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小学学制、规章制度得到全面恢复和健全。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成的医疗卫生事业受到严重干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文成县委采取有效措施，对医疗卫生事业进行全面整顿，使之尽快恢复和发展。 根据全县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县委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1977年6月7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各区卫生所、公社防治站、赤脚医生共30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贯彻浙江省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代表会议精神，提出要加快全县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步伐，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力争在1977年底全县所有大队都要创办合作医疗站（点）。同时要建设好赤脚医生队伍，每个大队要有一名赤脚医生；要大力推广中草药，以中草药、针灸为主防治疾病。8月，县卫生局在南田区举办近百人参加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再次提出努力搞好农村合作医疗，大力提倡针灸、草药等治疗手段，提倡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发挥土药、土医、土方在防治疾病中的作用。至1978年，全县三分之一的大队建立卫生室和草药房。县委要求县人民医院和区、公社卫生院充分发挥中草药在治病、防病中的作用，设立制剂室，加强中草药的采、种、制、用科研，提高中草药质量。 1978年秋，温州市118医院医疗队到二源公社蹲点，重点对二源公社所属村级合作医疗站进行定期培训，14个大队设立合作医疗站。至年底，全县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站479所、赤脚医生540人，较大企事业单位建立医务室13所、医务人员23人。
在抓好农村合作医疗的同时，县委要求县卫生局努力办好县、区、公社卫生院，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改善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水平。1976年，大峃镇卫生院投资6.36万元，建造6间三层卫生用房，当年投入使用。1977年，县人民医院投资2.8万元重建传染病房，当年完工。并设立生化室，提高临床病例诊断准确率。1978年，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病床150张，使用率120%，住院3661人次，门诊95,112人次。是年10月，县委发文，撤销医院革委会，恢复医院院长制度。 为了抓好传染病的防治，县委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级党委挂帅，全民动员，建立健全各级爱国卫生组织，订立卫生制度和卫生公约，开展卫生竞赛。同时进一步加强防疫力量，防止“重治轻防”的思想，健全卫生防疫网络，大力消灭地方病。1977年4月22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组织全县爱国卫生运动大检查。6月7日，县革委会再次发出通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大检查，要求各部门、单位、区、公社认真做好本部门爱国卫生工作。12月12日，县革委会要求进一步把爱国卫生运动抓紧抓好，以纪念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卫生工作20周年和迎接全省爱国卫生运动代表会议的召开。 1978年，南田区三源公社一带发生病毒性肝炎，发病1000多例，县委抽调医务人员奔赴三源开展防治工作，为15周岁以下儿童实行计划免疫，儿童单苗接种率达到95%以上。4月23日，县委决定成立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并相应成立各区、镇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对从事饮食业相关人员逐步进行卫生知识培训。 在计划生育方面，县委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充实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力量，并要求各公社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配备专职计划生育人员，继续贯彻落实“晚、稀、少”生育政策。1977年4月5日，县革委会批转县计生办《关于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几个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要求各单位切实把计划生育大事抓好，采取有力措施，苦战三年，尽快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实现国务院“五一五”人口规划指标。12月15日，县委转发《关于晚婚计划生育证颁发办法》的通知，要求在全县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活动。
在各项措施的实施下，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6年的25.13‰，下降到1978年的19.31‰，1979年下降至15.06‰，基本达到省定控制人口发展指标要求。 三、文化、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文成县委遵照上级指示，着手恢复和充实文化、专业机构、文艺团体组织和体育事业机构，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推动了全县文化、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电影戏剧艺术重现繁荣景象。1977年，文成影剧院恢复接待演出团体和电影放映活动，场次明显增多。同时，重建县越剧团，恢复传统节目演出。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电影、戏剧管理工作的报告》和中共温州地委的部署，文成有条件地开放利用各类场地，增加对外放映营业。一是在影剧院增加放映、演出场次；二是增加县府礼堂、企事业单位礼堂及其他可利用的场所进行放映；三是开放和解禁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电影。通过这些举措，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恢复和建立各类文化机构。1976年，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停止活动的农村俱乐部122个。1978年，全县有农村职业剧团18班，其中越剧14班、瓯剧3班、京剧1班，有演职员760人。还有民间提线木偶剧团16班。许多剧团到外县的区、社和温州市郊区演出。至1978年底，恢复健全南田、珊溪、大峃、黄坦、西坑、玉壶、峃口区文化站，并在各公社成立8.75毫米放映队。 体育事业得到恢复和逐步发展。粉碎“四人帮”后，全县恢复并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组建了各类体育运动队，竞技水平不断提高。1977年，县小学生乒乓球队获温州地区小学生乒乓球赛女队团体冠军；县少年武术队获温州地区少年儿童武术赛甲、乙组团体冠军；县小学生女子排球队参加温州地区在平阳鳌江举行的少年排球选拔赛荣获冠军。从这一年开始，
全县每年举行一次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和篮球、排球、乒乓球比赛，在文成中学、文成县中心小学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1978年，文成县在温州地区少年儿童体育选拔赛中，获全部单项第一；全县体育活动场所总面积47,581平方米，人均占有场地0.41平方米；在部分重点学校分设业余体育训练点，开展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重点项目训练。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增强了学生体质，提高了学生的体育运动水平。 四、科技事业、交通运输业的初步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文成县委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确定一名县委常委分管科技工作，科技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7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提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条战线上的科技人员迅速行动起来，努力把全县科学技术搞上去。10月，县委召开全县科技发展规划座谈会，与会代表学习了中央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浙江省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省委领导在全省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会后，县委结合文成实际，比较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情况，开展科技网络建设，健全各区农技站，恢复筹建县科协机构。 1978年9月，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配备副主任1人、办公室干部1人、科技干部2人。县委要求各级党委确定一名负责人分管科技工作，把科技工作列入日常工作的议事日程，实行定期研究、布置、检查和制订科学研究计划，建立科技工作者队伍，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文成的科技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先后建立政府与群众组织相结合的科技工作管理模式和长效运行机制，初步形成覆盖全县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研究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以及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与科普宣传教育体系。 1978年4月，文成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率先建立，由农业局长兼所长，配备干部2人，主要从事探索水稻、经济作物的科学栽培技术。同时成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正副所长由石垟林场党委书记和林业局副局长兼任，配干部5人，职工3人。11月，成立县工业科学研究所，配备正副所长各1人、干部2人，主要从事机械产品、机电产品、电子技术、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医疗卫生器械以及节能技术的开发研究与推广应用。同时，成立中国农业函授大学文成分校。全县科技人员达1510人，其中工程57人，农业205人，经济122人。 在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各工业企业成立技术革新小组，开展单项和多项科研活动。各单位、各部门还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教育和科普宣传，重视培养有现代化技术的工人、农民以及初级农民技术员、工人技术员，推进科学进步。 交通运输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干扰，县乡交通公路建设时断时续，相当落后。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县委把交通运输业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县内公路设施建设，使交通运输业管理逐步走上正常轨道。1977年，县委、县革委会在3月与5月连续两次召开交通运输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和温州地区交通运输会议精神，总结上年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的交通运输工作。会后，县委组织相关部门重点抓县内公路、桥梁建设，加快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中在1974年8月开工兴建的峃口至珊溪公路，经过3年6个月的施工，于1978年12月竣工。1978年，全县有客车15辆，600个座位，年客运量65.15万人次，旅客周转量2168.71万人公里；货运车辆9辆，吨位29吨，货运量1.29万吨，周转量99.52万吨公里。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恢复和逐步改善，为全县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节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人们头脑中“左”的思想禁锢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两个凡是”成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和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5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由此掀起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6月10日，《浙江日报》全文转载。 8月13日至19日，浙江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在温州召开。会议由省委宣传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省、地有关部门、新闻单位，部分大专院校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四川、上海、安徽、福建等省、市科研单位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这次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学术讨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当初，中共文成县委组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及其重大意义问题大讨论时，由于受到长期的个人崇拜而形成僵化思想，许多人摆脱不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顾忌开展讨论会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致使大讨论没能从思想深处真正开展起来。 10月5日至12日，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遵照省委要求，县委常委会在学习和讨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研究部署全县各系统开展真理标准学习讨论的意见，决定由党委宣传部门分别以座谈会形式，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罪行，就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搞好农业、工交、财贸、教育等系统各项工作展开讨论。县委宣传部组织宣讲员到部门、单位、区、社、镇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辅导宣讲。 12月9日至12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全区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县（市）委宣传部部长、专职理论干部，党校负责人，理论教学干部，地区直属单位党委分管理论宣传负责人，地委、行署各部、委、办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负责人等。会议认真学习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工作实际，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和思想认识问题。根据会议精神，县委再次部署从1979年元旦开始，做好持久地、更广泛深入地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学习活动。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事实证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对于人们在思想领域的突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 二、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纠正“左”倾错误，正本清源，实施拨乱反正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上级党委和革委会领导下，经过调整的中共文成县委、文成县革委会，以揭批“四人帮”罪行为中心，推动全县各级组织、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清理帮派组织，初步落实干部政策，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经济上通过开展“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恢复和调整各项经济政策，推动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和发展。社会事业上通过加强领导、整顿组织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文化、体育、科技、教育、卫生等事业逐步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思想上通过揭批“四人帮”罪行，澄清“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错误认识和观点，逐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初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对长期以来“左”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思。 经过一系列调整和整顿，全县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初步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认识和实践中的“禁区”还没有被冲破，这对于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仍有不小的思想障碍，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并不彻底，全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远未激发出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全国范围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全面拨乱反正，为党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揭开了序幕，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明天就此起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文成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高昂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跨步迈入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揭开了文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全县人民的衷心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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