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人民公社化的急促实现
生产发展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9月10日，《人民日报》刊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在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为跟上中央的步伐，中共浙江省委要求人民公社搭架子宜快不宜迟，同时积极组织宣传大办公社的宣传队伍。全省农村很快就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精神，9月13日至14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研究部署全县办人民公社的规划与措施。9月18日，县委制定《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并决定在樟台乡进行试点。县委要求全县进行总动员，各区、乡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每个人都深刻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
所谓“大”， 就是规模大、范围广，各行各业互相结合，组织起来力量大，农林牧副渔才能全面发展，故人民公社既是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又是社会的基层单位，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公”，就是从小范围集体所有制走向大范围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方向发展，逐步消灭私有制残余。办人民公社的目的是组织工农业生产全面大飞跃地发展。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民群众走向更加共同富裕道路是办人民公社的总方针。县委号召：要把大办人民公社当作一场深刻的革命，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解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矛盾，尽快把人民公社办起来。
1958年9月25日，县、区、乡领导干部聚集樟台乡，庆祝县内第一个以乡为范围的人民公社试点即樟台人民公社建立。接着，按照县委制定的规划部署，在“轰轰烈烈搞生产，欢欢喜喜办公社”的口号推动下，一哄而起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全面展开。10月10日，县委正式宣布文成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县农户52,250户，全部加入人民公社。10月11日，全县实行以区改建为人民公社，原被撤并的西坑区范围恢复组建为西坑人民公社。11月4日，各乡改称为生产大队，大峃镇并入大峃人民公社，农业社归属以行政村范围称为生产队。至此，全县建立大峃、黄坦、珊溪、峃口、玉壶、南田、西坑7个人民公社，原试点建立的樟台人民公社撤销归属大峃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化初期，县委根据1958年10月18日省委发出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的指示》精神，规定：原高级社所有的公共积累，一律归公社所有；原高级社的土地、山林、桑园、鱼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农药、农业机械、蚕室蚕具、电力灌溉设施等全部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社员自留地、开荒地、成片林木、竹园、生猪，一律归公社所有；手工业社（组）折价入社，改供销社为公社供销部；小商小贩的固定资产折价归公社所有。在劳动组织方面，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按营、连、排编制，实行大兵团作战。在收益分配方面，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即由公社统一指挥调度，建立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统一供膳；分配上，物质按需所取和采取少部分的劳动工资加奖励办法的按劳分配。这种一律以吹号或敲锣声“发号令”集体开饭、集体出勤、集体开会学习的“三化”方式，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大办农村公共食堂
1958年，大炼钢铁，发展社办企业，开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需要集中劳动力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公共食堂顺时而生。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的报道。一时间，大办农村公共食堂之风刮遍大江南北。
1958年10月，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时，中共文成县委在大峃樟台、珊溪李井、玉壶大南（大壤）、南田等地试办20多个农村常年食堂。11月初，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参照外地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经验，推行以生产队（村）为单位，普遍开办公共食堂580多个。社员口粮不现分给社员家庭，而是直接交给公共食堂，规定食堂分派专人烧菜做饭。公社建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和养猪场，自产自用。开始，提出 “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 口号，实行饭菜敞开供应，“吃饭不要钱”，社员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参加生产劳动与否，都在食堂免费吃饭。
粮食收获季节，粮食较为充足，食堂办得红火，餐餐干饭，保证吃饱。有的食堂还试办“早（餐）吃巧、中吃饱、晚吃爽”的所谓模范食堂，不惜增加食堂厨师，变换三餐不同花样的膳食。由此，社员各家各户乐意拆灶停炊，到公共食堂集体用餐。
大办公共食堂超出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超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现了高度的平均主义思想，挫伤社员的积极性。特别是提倡“放开肚皮吃饱饭”，供应不加限量，造成粮食、蔬菜、柴草的极大浪费，全县农村公共食堂仅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粮食供应就出现了异常紧张的被动局面。加之缺乏有效的制约管理机制，不少食堂存在账目不清、甚至贪污现象，食堂越办越糟，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各级党委不得不采取整顿措施，加强食堂管理，撤换不称职的食堂工作人员，实行凭票供应膳食，提出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对居住远离食堂雨雪天吃饭不便的社员，发给少量粮食由个人开伙，允许病人、孕妇在家开伙。通过这些措施，相对艰难而较稳定地挨过1959年的春耕季节。但此后不久，有的食堂息灶散伙，有的时办时停，多数食堂难以为继。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急于改变落后现状的迫切意愿。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凭主观愿望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脱离客观实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使“五风”泛滥，给党风和干部风气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大跃进”运动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致使虚报成绩、浮夸风盛行，甚至把虚报、浮夸者当作先进典型“插红旗”，造成讲真话者被撤职、挨批，讲假话者被提升、受奖的不正常局面，败坏了党和干部风气。而浮夸风虚构的高产量，直接导致粮食征购任务大幅增加，加重农村粮食短缺压力，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浮夸的高指标，造成干部工作简单粗暴，一味强迫命令压任务，有些基层干部强迫群众白天出早工、晚上开夜工，折腾得疲惫不堪。尤其采取政治运动方式对不能完成任务者动不动“整风”，所谓“整风出干劲，干劲出措施，措施出高产”，导致上下关系和干群关系紧张。在领导生产上，不根据客观条件，盲目推广所谓外地“高产经验”等瞎指挥风，造成大面积减产或颗粒无收，最终农民受累挨饿，使党的政策的权威性遭到质疑。
在并不具备物质条件和思想觉悟的情况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存在着许多弊端。
一是规模过大。公社化时，全县共有居民5.48万户（其中农户3.23万户），平均每个公社7829户，规模超过高级社17倍。公社对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工、农、商、学、兵实行统一经营管理，从生产到生活几乎无所不包，而干部的配备和经营管理能力根本无法适应如此庞杂的事务，群众则毫无自主权，被动应付，甚至无所适从。尤其是文成这样的山区县，农村住户分散，交通不便，增加了生产、管理上的难度。
二是不合理的公有化。人民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一级所有制，将原来各合作社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财产全部无偿转归公社所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甚至部分个人财产也收归公社所有。劳动力和产品由公社统一指挥调配，全公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否认各个合作社、生产队在生产资料、公共财产、经营管理和收人分配方面的差别，把原来的穷社富社人为地加以拉平，挫伤了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各种“大办”中，还经常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为了大办食堂，还把农民家里的锅灶捣掉。据1961年11月全县清理“一平二调” 时统计，全县算账退赔总额102.5万元。
三是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公社取消按劳分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建立公共食堂，社员不论是否出勤，都可在公共食堂免费用餐，福利大家享，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如黄坦公社有个生产队，一次吃了午饭后出工干农活的有几十人，而到田里干活仅几个老农民，好多人竟躲到溪坑边去乘凉睡大觉。“出工大呼隆，干活磨洋工”的情况普遍存在，认真干活的社员有怨气，不愿出力的社员得便宜。由于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致使农村根本无法摆脱贫穷。
四是“政社合一”滋长了“五风”。公社是农村政权的基层单位，又是农民集体生产经营组织，内部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使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以党代政，以政治取代经济，而且各级干部由上级直接任命，往往只唯上，不顾下。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应有的自主权，经济活动受政权机构的直接指挥控制，通过上下级之间的行政关系来进行，难以按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安排生产。这种领导体制，不利于农村政权建设，更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横行于农村的“五风”，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直接阻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五是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由。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全部劳动力组成军事化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饭，统一上工，甚至集中睡觉，把农民一家一户的传统生活方式改为集体生活方式。社员干活听调遣，因病因事须请假批准，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和自己的生活空间，失去了生产和生活必要的自由。而这种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以民兵组织形式出现，以日夜苦战办法搞“大兵团”作战的大突击、大会战，不仅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还助长了一些干部的瞎指挥风和命令风。结果，各地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下降。1958年，文成工农业总产值3473万元，比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4573万元下降24.05%；其中农作物种植业产值1727万元，同比1957年的1865万元减少7.4%。
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运动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第十章 初步纠“左”的努力及其反复
从1958年11月2日至195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接连三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两次郑州会议和一次上海会议），制定了解决和整顿有关“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的措施。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指示，在半年多时间里，全县人民公社进行了三次整顿，初步遏制了“共产风”，纠正了人民公社权力过分集中的倾向，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为了贯彻全会决议，全县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掀起新一轮“大跃进”运动，使国计民生陷入严重困境。
第一节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一、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这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第八届六中全会前后，中共浙江省委贯彻中央精神，于1958年冬，分两个阶段普遍开展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10月18日，省委作出《关于巩固人民公社的指示》，又于12月28日至1959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进行了新的部署。
1958年12月30日，瑞安县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文成片155名代表参加会议，大峃垟丼生产队等14个单位与个人在大会上介绍发展工农业生产经验。同时，大峃、峃口等地写出农业多种经营等13个工作汇报，受到县委的重视。1959年1月，根据中央和省委制定的方针政策，中共瑞安县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整社试点工作的初步意见》，要求各社在巩固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采取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三级建账、三级核算体制，以加强对生产和分配的领导。
1959年2月25日，中共温州地委决定全面开展整社，提出 “改进公社经营管理，超过2万户的要分小，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般在100户左右，并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整顿和健全组织领导。整社时间，一个公社20天到一个月。”
按照省委、地委部署，文成片开展以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二届三次会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整社运动，于1959年3月底结束。经过整社，各地普遍落实和初步建立人民公社与生产队、生产小队（田间生产组）之间生产责任制：公社对生产队的生产管理实行以定耕作区、定劳力、定产量、定措施、定财务开支、定生产农具的“六定”政策；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具体落实以定产量、定成本、定人员的“三定”责任制；生产小队对社员个人采取定任务、定质量、定数量、定时间、定人员的“五定”和实行检查评比办法。在收益分配上由公社统一核算改变为三级核算，但国家任务、生产费用、公共积累仍由人民公社统筹，社员口粮、工资报酬下放到生产队发放，从而部分克服了因“一大二公”造成的弊端。
整社运动在思想、组织、生产、管理方面解决了人民公社一些不合理的表面问题，刹住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群众普遍不满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并未彻底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不能充分调动起来。
二、大规模整顿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制定《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根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中共浙江省委召开会议，制定政策，开展大规模的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3月18日至22日，中共瑞安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和省委六级干部大会制定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具体规定，提出以基本核算单位、领导人员、任务、分配计划、集体福利、劳动计酬方法、劳动力、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工业管理体制、若干经济政策原则为内容的“十定”要求。并根据中共温州地委指示，统一将生产大队改建为管理区。文成片出席这次大会的共938人，其中公社93人、大队265人、生产队580人。
会后，各管理区（即生产大队）分片召开社员大会，大力宣传贯彻县委作出的“确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部分调整生产队规模”的整顿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规定，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热烈拥护。
4月2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研讨提出整顿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并对各自职权范围予以明确规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除按规定缴纳国家税收和按比例向公社缴纳公积金、公益金外，其余收入全部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保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提留预用部分后，其余由本队自行安排；生产队对所在单位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技术措施，可因地制宜具体安排，不强求统一。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安排生产、使用劳力、收益分配上有一定的机动权，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前提下，可以经营小型的副业生产，收入归小队所有。
之后，文成片各公社迅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清账工作的指示，利用5至6天时间，集中生产队以上干部、社员代表600多人，以开会集训方式进行学习教育，交流经验，把算账工作逐步推开。第一步主要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算账问题，第二步主要解决管理区（原来的乡级）干部一身干净问题，第三步搞好生产队算账。其间，瑞安县委还派出工作组对玉壶公社全面进行土壤利用普查，并进行规划，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打下基础。
5月，毛泽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在《党内通信》下达到各支部，广大党员、群众对此展开讨论，重点是包产问题、水稻密植问题、讲真话问题，解决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县委在组织学习贯彻的同时，遵照中央对农村公共食堂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以及“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家畜”的精神，允许各生产队划分蔬菜地、饲料地，把自留地归还给社员，允许社员搞饲养禽畜等家庭副业。据此，各生产队取消粮食供给制，改为按口粮、工分、饲料分配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分户做饭，办不办食堂由社员自行决定。于是，初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农村公共食堂普遍自行解散。
6月，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做好春季预分工作的指示》，各公社开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行分配，做到对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关系，统一兼顾；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民主讨论，账目公开。并在口粮供给中，坚持以人定量，节约归己；试行“定工吃饭，旷工交钱”和基本口粮工分制的办法，即规定完成一定劳动日和劳动工分，作为享受粮食供给制条件，超过定额工分全部领取现金工资；凡除了供给口粮以外，所得工资部分很少的，生产队应对那些劳力强而经济困难的社员给予优先预支部分现金工资，以鼓励他们安心生产的积极性。
在大规模的整社过程中，县委根据省委、地委指示，开展了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一平二调”错误为主的第三次整顿人民公社工作。对无偿调用生产队和社员的粮食、现金、牲畜、劳力、农具和其他物资以及各种摊派进行了认真清理，能退还的退还，无法退还的作价赔偿。
8月4日至7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会议认真对照4月14日省委下达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部署下步工作。大会综合各地汇报的实例认为：这次大规模整顿人民公社，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使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由基本社有制改为基本队有制，初步解决了权力下放问题，生产小队在安排生产、使用劳力、管理财务和收益分配上有一定的管理权，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管理过于集中的倾向。二是清理账目、算账退赔，初步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使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得到恢复。三是修正不切实际的包产指标，初步落实了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责任制。
经过三次人民公社整顿，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共产风”，完成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下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政策，初步清算了“一平二调”旧账。但是，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规模仍然过大，在一个大队范围内依然存在平均主义倾向，“一平二调”旧账清算工作并不彻底。
三、“大跃进”指标和生产安排的调整
综合平衡是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带来财政严重亏损。
1959年3月18日至22日，中共瑞安县委在瑞安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根据省委六级干部大会精神，把调整“大跃进”指标和生产安排列入重要议题之一。大会对1959年工农业生产任务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大跃进”中提出粮食平均亩产确保1250公斤争取1500公斤、甚至更高指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大幅度降低指标，新制定平均亩产600公斤至750公斤，有着努力争取达到的可能性。
会后，文成各地加紧调整和落实生产小队承包的粮食生产包产、包工、包成本和定征购任务的“三包一定”责任制。同时对承包单位社员之间的收益分配，落实劳动力定工、凭基本工计酬、超基本工分红、超定额工奖励的办法，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改变公社化初期社员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吃大锅饭”做法，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生产单位和社员劳动积极性。
随着上级大幅下调钢铁指标后，文成片大炼钢铁运动于3月份结束，300多座小高炉废置，炼铁厂从7个调整为1个（西坑炼铁厂），原为大炼钢铁服务的矿场、机械、建材等企业相继关闭、撤并或转产。
除工业开始调低生产指标外，对企业的招工用人也作了严格规定。县办工厂、社办工厂一律不准再招收新工人，如确实需要招收者，须经县委审查后报请省委批准。凡物资供应和调拨，必须保证重点，如发生矛盾，应按先老厂后新厂、先大厂后小厂程序调拨，坚决克服平均供应。4月下旬，贯彻省委、地委指示，对工业布局进行调整，强调缩短战线，保证重点，减少亏损，“该撤的撤，该并的并，该放的放”。对地方工业进行清理整顿，一批能办好、有效的，特别是为农业服务的企业予以保留并继续加强；对不具备基本条件，亏损严重、不能生产有效产品的企业进行撤并或关闭。县委规定，企业调整、规模压缩后，富余职工，一部分充实到重点企业，其余全部精简，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工业布局和企业调整一直延续至1961年。
通过初步纠“左”整顿，工农业生产有了转机，工业也减少了亏损，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1959年，文成片工业总产值732万元，其中轻工业产值256万元，同比1958年的总产值641万元增长14.2%，其中轻工业产值225万元增长13.78%。
第二节 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兴建百丈漈水电站
百丈漈是南田山脉的一个大瀑布，在不到千米流程内有近320米落差，水力资源丰富，常年降水量1900毫米。1944年，国民政府浙江省建设厅派员到百丈漈作初步查勘。抗日战争胜利后，酝酿开发，但终成泡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华东行政区工业部非常重视。1950年3月，由钱塘江勘测处在飞云江上游筹设九溪、篁庄两处水文站进行初勘，5月20日编成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初步设计。1956年6月9日，省工业厅派出水电工程组及测量队抵百丈漈，着手编制工程技术经济调查报告。1957年9月1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在文成县篁庄乡兴建百丈漈水力发电站。12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设立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
1958年1月，为兴建水电站，动工修建全长21.28公里的文（成）百（丈漈）公路， 8月5日竣工通车。2月27日，浙江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在杭州成立，隶属省工业厅电业处。3月7日，国务院批准“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一级电站设计任务书”。5月11日，文成县人民委员会成立百丈漈水电站征用土地移民委员会，全力投入库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为保证百丈漈水电站工程建设按期顺利进行，在落实库区移民安置政策时，采用以创建新村、集中居住为主，迁移外乡分散插社为辅，本乡原社就近后靠、往高处迁的办法。以每人平均耕种一亩土地、居住12平方米为标准，保证有地可耕、有屋可住为原则。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动员、限期次年春全部搬出库区。全库区共529户合计3069人被安置于南田区8个乡22个行政村。南田乡南一、南二、南三、南四、店岭、张坳6个行政村共接收安置库区移民90户计598人；岳梅乡武阳村安置3户计29人；三源乡过垟丘村安置1户3人；二源乡牛路、上塘、四格3村共安置22户计135人；朱阳乡上村村安置1户7人；十源乡贵岙村安置2户计16人；石西乡有西里、长土夅、莲塘、底大会、外垟5村共安置17户计93人；篁庄乡在西山背、岙底、镇头、西段4村共新建或后靠安置393户计2188人。
6月，中共温州地委从永嘉、乐清、平阳、瑞安、泰顺、玉环等县抽调民工6000多人参加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建设。7月，正式成立浙江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处。从6月24日至7月上旬，先后有6700多名民工进场，主体工程于7月1日开工。在百丈漈施工工地热火朝天的同时，迅速建成了文成县首条10千伏线路，即用柴油发电机供电的百丈漈施工用电线路。10月4日，为配合工程施工进展，加快落实库区移民工作，温州地委发文，批准撤销原篁庄乡，并入石西乡。
百丈漈一级水电站工程在边筹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经过4个月筹备、22个月施工，第一台机组于1960年5月4日投产发电。第二台机组也于8月20日竣工投产。该电站平均净水头高346.26米。最大流量9.42立方米/秒，正常库容3455万立方米。全工程总投工252.7万工，共开挖土石方130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1.32万立方米，耗用钢材1459吨、水泥4560吨、木材4848立方米，工程总造价1542万元，单位造价16.8元/千瓦。电站建设同时，相应建成110千伏温（州）百（丈漈）线全长74.30公里，送电至温州牛山变电所。
百丈漈水电站建成后，县委和上级电力部门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确定百丈漈水电站库区土地征用和移民补偿标准。1958年至1960年支付经费13.24万元。1961年5月，百丈漈水力发电工程处和百丈漈水电厂补偿篁庄、岙底、西段等13个生产队9.6万元（原征用土地移民中漏项的）。1963年至1966年，征用土地和移民支付补偿费9.75万元。至此，共支出移民经费32.59万元。但是，百丈漈水库于“大跃进”年代兴建，移民工作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受“左”的影响，遗留问题较多。直至1987年，按照相关政策完成库区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
百丈漈水电站是在“大跃进”时期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中型水力发电站，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调动省、地合力办大事的杰作。百丈漈水电站的建成，带动了文成山区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了文成交通运输事业的起步发展，间接地促进了文成地方国民经济建设。电站保证了工程建设质量，成为温州电业局、浙江省电力工业局管辖的主要电厂，对库区周边和下游的防洪、灌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营林场的创建
石垟林场位于文成县西部，以场部驻地吴垟原属石垟乡而得名。东连石垟乡，南邻叶胜林场和泰顺县境，西界景宁县东坑，北接下垟乡及景宁之梅歧，总面积约57平方公里。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在群众中作思想动员，并且坚持依靠全社会造林为主，同时，积极发展国营林场的方针。在着重依靠群众造林的同时，必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除原有国营林场应该加强以外，还应该利用国有的和合作社无力经营的荒山荒地，组织下放人力，有计划地增强新的林场。”中共文成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3场l圃基础上，批准县林业局向省林业厅汇报在石垟、上垟创办林场的计划。4月10日，县林业局派出技术人员到水牛塘实地勘测。22日，省林业厅派来2名技术员到吴垟、水牛塘等6个自然村进行办场踏勘。5月下旬，省林业厅委托丽水林校师生测量设计。
经过三次勘测，一致认为此地具有办场的良好条件：一是周围有四万亩荒山与四万亩次生林，荒山面积广阔，可以进行整地造林，创办林场。二是立地条件优越，从海拔800米至1300米的高度，可分层次栽种用材林、经济林，而且土层厚、腐植质多、土壤潮湿，肥力较好，适合各种林木生长。三是林场范围每平方公里不到8人，几户人家散居深山冷岙，无力改变大面积的荒山。四是吴垟有两间半旧屋，水牛塘曾在1954年办高级社（畜牧场），办场有一定基础。
1958年7月，省林业厅正式批准创办石垟林场计划。7月20日，县委选调林业技术员率先到林场启动办场工作，场部驻地在吴垟。8月上旬，省人委发文批准建立国营文成县石垟林场。正值大办人民公社之际，比较顺利地从西坑大公社的石垟、下垟，南田大公社的黄寮、西湖等划拨集体山林地4万亩，还有与之交杂连片的荒山4万亩，总计8万亩山林用地，初步构成林场整体原貌。林场境内群山起伏，有杨顶土夅、水牛塘山、白园地山顶等大小山峰87座，其中千米以上的有63座，最低点干演，海拔380米；最高点杨顶土夅，海拔1362米，为全县第一高峰。全年最高气温为摄氏32度，最低为零下12度，年降雨量2020毫米，适宜各种树木生长。
紧接着，又比较顺利地从周围的西坑、叶岸、梧溪、下垟、黄寮等村庄挑选50名干部、党员、团员，成为第一批进场的林工。他们各自带番薯丝、锄头、砍柴刀、蓑衣、扁担、畚箕、桶、锅等农具家具，翻山越岭到吴垟，露天搭锅、竹篱当床，在冷僻的山沟里安家落户，开始林场创业。
正当林场起步前进时，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林场仅留下23名职工。口粮紧缺时，他们在林场党支部带领下，鼓足信心，上山挖山蕨根洗山粉，度过了难关。1963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林场接收安置31名温州知识青年落户。至“文化大革命”前，经过八个春秋的奋战，共育苗310亩、造林25,259亩、抚育57,307亩，建公路21公里，桥梁1座，瞭望台l处，防火线158公里。1960年开始，先后兴建综合楼、餐厅、办公楼、食用菌厂房、中小学校舍、职工宿舍等各类用房。林场的创建，保存了大片原始森林的残次植被，丰富了自然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
三、县制的调整
为配合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需要。1958年10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颁布了《关于调整县级行政区划的决定》。决定将全省县一级行政区域作出调整，由省人民委员会上报国务院审批。调整方案中包括文成县与瑞安县的合并。
10月24日至26日，文成县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听取《关于撤销文成县建置，行政区域并入瑞安县，定名为瑞安县的报告》，并作出撤销文成县合并于瑞安县的决议。
10月29日，中共温州地委决定对中共瑞安县委会成员进行调整：增补文成片区的8名县委委员，县委会委员由原来的19名增至27名；增补孙青松、秦树彬为县委常委，县委常委从原来的8人增至10人；增补孙青松、于维果为副书记。
遵照省委关于“在国务院批准文件下达之前，行政区域调整方案即可在内部进行调整”的指示，两县县委和县人委所属的部、委、办、局率先实行对口合并。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县级机关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分别成立农林、工交、财贸、政法、文卫、党群六个领导小组，撤销原县级机关各党组，并在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接着，公检法与各群众团体相继完成了对口合并。
11月2日，县委召开了经过调整的常委会议，决定于11月7日起在内部公布合并，并从当日起，中共文成县委，文成县人民委员会停止行文。同时，把原文成县保留的行政机构进行改名：原文成县公安局改名为瑞安公安分局，原文成县人委粮食局改名为瑞安粮食办事处，原文成县人委商业局改名为瑞安商业办事处，原文成县人民医院改名为瑞安第二医院，原文成县新华书店改名为瑞安第二支店，原文成县广播站改名为瑞安广播分站，原文成县人民银行、财政局改名为瑞安财政所，原文成县邮电局改名为瑞安邮电支局。
在实施对口合并过程中，文成片各机关单位、部门团体有条不紊地做好清点整理所有文档、财物资料，办理交接手续。如两县公安局的对口合并，于11月18日，把原文成县公安局的各类档案，包括单人案卷7159份、劳教材料125份、公安文件172卷6163件、公安系统资料82本，以及短枪13支、卡宾枪2支、各种子弹312发，各类案犯104名等，如数移交给瑞安县公安局。
11月21日，国务院批准文件下达，文成县建制撤销，正式并入瑞安县，原文成县所辖的大峃、峃口、玉壶、珊溪、黄坦、西坑、南田7个人民公社（区）划归瑞安县管辖。
文成划归瑞安县后，瑞安县域面积扩大了一倍，辖区由原来的9个人民公社（区）增加到16个人民公社（区）123个生产大队（乡、镇）。文成片区位于瑞安西部偏远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管理方式有别于平原地区。地委指示县委建立文成工作委员会（简称文成工委）。1959年10月5日，地委批准由7人组成文成工委，县委副书记孙青松兼任文成工委书记。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文成片区领导干部力量，支援文成山区政治和经济建设，县委特地选拔了30余名年富力强的原在瑞安片区工作的机关和区、乡镇级干部调配充实到文成片区各公社（区）、管理区（乡镇）工作。这批支援文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干部，有的一直留在文成工作，直至退休。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大二公”的倾向得到纠正。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方针的展开，对盲目仓促撤并县造成辖区过大、机构重叠、办事效率降低、经济滑坡等情况，给予纠正。
8月10日，省委下发《关于恢复海盐等七个县的建制和调整部分干部职务的通知》。按照省委规定，文成、瑞安两县分设。9月9日，文成县建制恢复。9月13日，地委发文公布中共文成县委委员、常委名单。常委由盖新民、王洪祥、刘日亮、杨秀峰、秦树彬、吴宪林、黄祥麟、许公玺8人组成。9月15日，温州地委批复：经地委讨论并报省委批准，同意文成县设立七个公社（区），95名编制。9月19日，中共文成县委员会、文成县人民委员会印鉴启用，并行文上报下达。至此，与瑞安并县近三年后，与瑞安分县。9月20日，县委遵照省委文件向县属各组织发出通知：盖新民任中共文成县委第一书记，刘日亮任书记兼县长，王洪祥、杨秀峰任书记处书记。同时通知撤销中共瑞安县文成工作委员会。
根据地委批示，文成复县后，辖区设大峃、珊溪、玉壶、南田、黄坦、西坑、峃口7个公社（12月改区），60个管理区（12月改为人民公社）。全县总户数5.7万户，总人口20.04万人。
12月15日，经国务院同意恢复文成县建制，行政区域为原来文成县域。
文成县的撤销和并入瑞安县，致使瑞安县辖区过大，加上文成交通落后，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开展，给管理和居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而且两县合并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一平二调”，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在中共瑞安县委的领导下，文成人民克服了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各种困难。文成县并入瑞安县三年时间，见证了 “大跃进”背景下“一大二公”的历史痕迹。
四、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建设
1958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指出：为使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自1958年至1962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开发和建设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1958年12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决定自1959年到1963年5年内，从全省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省委要求，动员的任务，采取分期分批、先少后多的办法，提前在1962年内完成。1959年1月9日，中共温州地委发出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建设的通知，指出“温州专区自1959年至1963年5年内，要完成5.5万名青年支援宁夏建设任务。地委要求采取分批、先少后多的办法，提前在1962年完成”。
1959年2月，根据省委、地委统一部署，中共瑞安县委决定由团县委、妇联、民政局、劳动局、文教局、卫生局等部门负责干部组成瑞安县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简称“支宁委”），各公社（区）相继建立支宁小组，负责动员组织工作。3月开始，县委通过召开各公社和管理区干部会议、电话会议、职业中学校长会议等，宣传贯彻上级关于支宁工作的指示，全面铺开动员，在各地迅速掀起“轰轰烈烈搞生产，高高兴兴去支宁”的热潮。文成片2000多名青年报名去支宁。如玉壶大南农业中学，符合支宁年龄和家庭条件的7名学生都报了名，其中3名共青团干部与班级学生干部，还向县、公社、管理区写了支宁申请决心书而获得审查批准。
1959年4月12日，省委下发《批转省“支宁”委员会关于全省“支宁”工作会议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对支援宁夏的工作进一步作出安排。通过全面组织发动，经审批，文成片共有800多名青年和干部，分二批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落户。第一批400人于5月中旬落户于平罗县姚伏公社农村，第二批400多人于6月底安置在平罗县。这些人员以在农村人民公社参加农业生产为主体，只有少数人（包括原来的干部身份）安置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文成支宁青年吃苦耐劳，发挥聪明才智，乐为边疆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但是支宁青年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如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等问题。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越来越少，宁夏不少工矿企业转、关、并、停，出现当地群众要求收回被安置土地的情况。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支援边疆暂停几年的通知。省委按照中央精神，于11月15日下发《关于停止支宁工作的通知》，要求已去宁夏人员的在浙家属，除无劳力、自愿迁宁者外，其余一概不办迁移事务;暂停支宁，返浙人员一律不再动员去宁夏，户口粮食关系由当地政府落实。
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返籍成为支宁青年的主流，文成支宁人员自此全部返回原籍。文成工委对返回人员给予莫大的关怀照顾，按政策凡农村去的回农村，适当帮助解决部分安家生产补助费；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去的，一律安排到全民单位工作。实践证明，支宁的道路是曲折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支宁、留宁、返籍是当时历史背景下讲政治、讲理想、讲信念的一种体现，包括文成支宁青年在内的一大批支宁青年，听从党的召唤，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对推动宁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
一、开展以“反右倾”为指导下的社教运动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合称庐山会议）。会议初始目的，是试图进一步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左”的错误。但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而又尖锐的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的表现，对这些意见进行了系统的批驳。由此，会议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庐山会议期间，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反右倾、鼓干劲”。此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
8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8月15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和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关于开展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9月3日，地委发出《关于立即传达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通知》，要求全地区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9月中旬，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9月23日至30日，中共瑞安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指出有些干部“右倾思想”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表现：认为多卖粮食吃亏，干部虚报浮夸，群众为此忍饥挨饿；认为粮食征购任务太重，群众口粮无法保证；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认为农副产品国家收购多、供应少，群众生活太苦；认为粮食供给制只会养懒汉，坚持按劳分粮；少数干部怀疑“三面红旗”，思想有顾虑等。为此，会议要求各公社加强思想教育，抓紧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言论。
10月8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主要解决方向、干劲和制订规划问题，部署全面开展整风“反右倾”，要求做到人人检查、人人排队、人人批判、人人过关。下旬，文成各公社召开党代会，选举公社党委，健全党组织生活，开展“反右倾”思想斗争，加强党的团结。
与此同时，瑞安全县农村、城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继开展，在农村，主要是整风整社。1959年8月28日和11月1日，中共瑞安县委分别发出介绍西坑石垟、大峃双垟、玉壶五一党支部有关“反右倾思想，鼓干劲生产”方面的工作经验材料。11月4日至5日，根据县委统一部署，在文成工委直接领导下，文成片各公社召开四级干部会，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地委指示。要求通过社会主义教育，使干部群众认准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保证完成粮食任务和农副产品收购任务；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生产高潮，使各项工作高速度发展，各项指标力争超额和全面跃进。11月15日，文成工委向瑞安县委递交的《关于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些材料》的报告称：“据我们这里了解，在目前的农村大好形势面前，以少数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人，向我们发动猖狂的、恶毒的进攻，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得很激烈、深刻。同时，一些地、富、反分子，也蠢蠢欲动，乘机破坏。”报告列举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表现为否定“大跃进”、污蔑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攻击粮食供给制和粮食政策、出勤不出力与消极怠工、破坏农具与瞒产私分、反对食堂7个方面问题，涉及文成片7个公社中的21个生产队、23位富裕中农社员的“右倾言论”和损公私己行为。报告指出敌人破坏活动的主要表现：一是敌视政府，仇恨干部；二是破坏生产，偷窃公物；三是投机倒把，抬价套购；四是造谣惑众、扰乱民心等。涉及文成片16个生产队中被管制的地、富、反分子16人。包括1名文中高一学生涂写反动标语，1名玉壶公社诸葛岭小学民办老师向《浙南大众》反映“农民缺粮、工农差别太大、共产党盲目推广技术是瞎子走路办坏事”而被作为“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政策、工农关系”的敌对分子。
1959年11月下旬，文成工委狠抓试点，及时总结经验，连续发出《玉壶公社党委大抓田头整风，促进冬种生产新高潮》《珊溪公社南阳生产队组织全民大辩论的经验》《西坑公社梧溪生产队整社工作的报告》等整社整风经验材料，供各地学习。
1959年12月至1960年初，以结合“反右倾”斗争，保卫“三面红旗”为中心内容的城乡社教运动，再次在文成片农村全面展开。运动采取正面教育和重点批判相结合的方法，使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社员通过回忆对比、参观实物展览提高觉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发动群众有重点地对个别阶级敌人破坏行为进行斗争，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富裕中农给以辩论批判，进一步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遏制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对各公社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整顿，以加强领导。
1960年2月初，瑞安县委派出财贸工作组到文成片财贸系统进行组织整顿，全系统1374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学习。2月下旬，在县委统一部署下，召集文成片公社机关、管理区干部参加“反右倾”整风学习。第一步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第二步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第三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思想，划清界限；第四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从1959年10月上旬开始，直至1960年4月农村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来临，全县的“反右倾”斗争和城乡社教运动才告结束。运动中，被进行批判帮助的文成片干部，占其总数的5.3%。
“反右倾”斗争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许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敢于提出并抵制错误的干部，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打击，严重混淆了是非界限。在政治上，助长了浮夸风、说假话、一言堂、家长制等恶劣风气的蔓延；在经济上，阻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大幅度减产，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声中，“左”倾错误更加泛滥，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二、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号召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号召在随后四个月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生产和建设计划而奋斗。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温州地委在部署“反右倾”斗争时，多次强调掀起增产节约运动高潮。在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新的“跃进”高潮迅速掀起，以更高指标为特征的主要经济指标重新得到制订确定。
1959年10月8日，中共瑞安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鼓干劲，提高指标重新制定规划。大会根据省委下达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提出1959年生产任务：粮食产量在1958年基础上增产15%，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20%，生猪饲养确保户均3头。并相应提出1960年建设规划草案。生产高指标的制定，离1959年底不到三个月，要完成是不太可能的。
为完成指标，按照省委部署，各级组织检查团（组）分赴基层，抓典型，推广先进经验。农业生产贯彻落实“八字宪法”，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工业生产以“大跃进”指标，开展“红、勤、巧”竞赛运动。
农业生产开展继续“大跃进”的群众运动。1959年10月下旬，中共温州地委检查团瑞安组文成分组到文成，检查总结番薯高产、水稻丰收的典型经验。10月30日至11月1日，分别向地委上报《关于瑞安县玉壶公社大南管理区联丰生产队番薯高额丰产经验总结（初稿）》《关于瑞安县大峃公社新民生产队水稻产量情况的综合资料》《关于瑞安县大峃公社樟台管理区枫门山番薯高额丰产技术经验总结（初稿）》三个材料。肯定了“党领导的英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总路线的正确”。获得大丰收的经验，是“由于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的结果”。如枫门山百亩高产番薯，是县委、公社党委、管理区总支、生产队支部“四级书记”试验片，瑞安县委曾确定以枫门山大番薯和瑞安城关隆山的晚稻作为全县标兵，从8月底起，开展轰轰烈烈的“学双山（指枫门山与隆山）、赶双山、超双山”竞赛运动，把全县实现亩产“千斤晚稻、万斤番薯”运动推向新高潮。报告估算了枫门山平均亩产番薯5500公斤（折薯丝1375公斤），比1958年增产13%；对联丰生产队番薯进行座谈分析，支部研究，确定亩产薯丝895公斤左右，比1958年大跃进时还增长49%；新民生产队水稻生长列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初由党支部逐片评估平均亩产235公斤，复由各小队统计上报定为平均亩产270公斤，检查组认为新定产量偏低，必须进一步核实产量，最后以110亩连作早稻共收谷27,750公斤，加上晚稻产量估算，研究暂定“全年水稻平均亩产为353公斤，”供上级领导参考。
临冬，南田公社开展了治理“滥水田”、扩大冬种面积、力争增加粮食产量的群众运动。11月5日至7日，中共瑞安县委在南田召开文成片7个公社676人参加的冬种现场会，发动干部群众 “学南田、赶南田、超南田”。
12月12日，中共瑞安县二届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文成片代表176人，列席39人。大会提出1960年达到粮食人均700公斤左右，食油人均3公斤左右，纯收入120元左右。会后，文成片7个公社召开各种会议，贯彻落实县党代会精神，继续掀起治山治水的冬季生产热潮。
1959年12月29日至1960年1月1日，瑞安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总结一年来的成绩，研究实施县党代会提出的1960年工作规划。农业生产方面，继续贯彻“以粮为纲，粮畜并举，全面发展，综合平衡”方针，为城市、工业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财政工作等方面，按照全面持续“大跃进”要求作为具体规划。于是以高举“三面红旗”，举办各类现场会，大兴农业生产“比、学、赶、超”运动为标志的“大跃进”浪潮席卷各地。
1960年1月10日，文成工委对黄坦济前“关于治水技术革命经验”发出通报，供各地水库学习仿行。该工程蓄水20万方，工程提前15天完成。2月15日，工委发出《关于备耕经验的通报》，大峃樟台新民生产队日夜奋战，每亩备足基肥309担，春花普遍追肥3至5次。并开辟1里多长的手车路，实现运肥车子化。犁田采用深耕步犁。社员扎营枫门山试验爆破溜泥加工法，翻山加土。2月25日，工委发出《关于扩种疏菜的通报》，黄坦周岙队185户、618人，抓住有利时机，结合备耕，大种疏菜，实现一户一亩菜，总共种下球菜57亩、菜头33亩、白菜与芥菜各95亩、南瓜与豆类各15亩。
发展畜牧业生产再掀高潮。11月15日，文成工委通报畜牧业生产情况：大峃屿根生产队89户，养猪365头，每户平均4.1头，存栏耕牛21头、山羊15头；西坑田寮生产队51户，养羊153头，户均3头；大峃各机关共养猪398头、平均每3人养猪1头，饲养家禽3600只、人均养3只。
12月23日至26日，文成片在大峃召开有280多人参加的畜牧业干部会议，各公社相互交流先进经验，并邀请马屿新华生产队代表到会介绍耕牛综合利用的经验。
同时，抓典型，推广经验，以“大跃进”要求发展畜牧业。1960年1月4日，文成工委发出《大峃公社关于母猪高产和三场五所经验的通报》。要求各地推广母猪高产经验，讲究生猪饲养管理工作。该社畜牧场饲养员养的试验猪，一头肉猪饲养20个月，重达700多斤，一头母猪产仔21头，另一头母猪三胎产仔55头；23头母猪平均产仔13.2头，受胎率100%，成活率98%。他们抓的六字经是：种、配、管、接、防、养。
1月10日，文成工委发出《关于畜牧大检查的通知》，参加检查的有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及饲养员1489人，共检查473个生产队和630个畜牧场。方法是逐场检查，好经验现场推广。生猪存栏数49,538头，新办畜牧场693个。2月中旬，省、县畜牧生产代表到珊溪公社检查指导小球藻生产，上海、湖南等省、市派人前来参观。珊溪饲养小球藻运动向纵深发展，出现队养户养机关养学校养，工厂、居民、商店都养的新形势。全社以14个畜牧场为基地，有15,000多人投入运动，建立313个科学研究小组，共建立培养池1750个，培养缸、桶8960个，繁殖小球藻17.5万公斤，使5760头毛猪吃上藻类饲料。
6月21日，瑞安县委办公室印发大峃屿根生产队大力发展家禽家畜的经验，提供县委扩大会议参考。该队共89户，平均每户养鸭10只、养鸡22只、养兔12只。
治山造林继续跃进。1960年1月1日，文成工委发出《关于护林工作的通报》， 13日至14日派出检查组23人，到大峃、南田、峃口开展沿溪两旁及重点生产队检查。在检查期间掀起一次造林高潮，共有151,520人次上山造林，造下林木149,916亩，四旁植树87,250株，绿化公路45公里。1月3日，文成工委发出《玉壶碧溪高标准治山经验的通报》，一个月发动3000人次突击开展5次全民治山造林运动，高标准治理三个山岗，质量达到五化。
工业战线重演了盲目“过渡”的“大跃进”。在继续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以“红、勤、巧”竞赛为标志的大办地方工业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到1967年基本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上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瑞安县委认真贯彻上级指示，大办地方工业，公社办工业再次掀起热潮。3月9日至10日，文成片7个公社在大峃召开工业技术革命现场会议，县委领导作发展工业运动报告，各公社作典型发言，并组织实地参观文成农械厂等5家工业企业。会后，盲目“升级”“过渡”重演，把原手工业体制企业转入公社所有制企业，从1958年的36家增加到67家，职工总数达到2352人。
“反右倾”斗争开始后，办好公共食堂被认为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解散公共食堂被当作“右倾思想”遭到批判。1960年3月10日，省委下发《关于整顿和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指出“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整顿和办好公共食堂，是全党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并提出办好公共食堂的十项标准。春花收成前后，好多地方被强令办起食堂，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原则。没有物质基础、脱离实际而强令推行的公共食堂难以让群众所接受，正如被作为“右倾思想”批判对象的大峃镇第七生产队富裕中农陈某反驳说：“只有两粒半粮食分给我们自己煮好了，办食堂有什么好处，只能浪费粮食。”其生产队主要干部也认为办食堂浪费劳力。不久，该队恢复的3个食堂停办了2个。文成片各地复办的食堂也因缺粮无法坚持，于1960年夏秋之交相继解散。
三、经济形势出现严重困难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加之1959年以来全国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等因素，从1958年冬至1961年春，国家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尚处贫穷落后的文成山区，工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遭受了更为严重困境。
一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1958年7月14日，受强台风袭击，正值开镰的7438亩连作早稻减产。8月30日至9月5日，连遭两次台风暴雨袭击，死21人、伤24人，冲毁农田7262亩，倒塌房屋58间，冲垮桥梁74座，冲走畜禽266头（只），并冲走木材、毛竹3170支以及大批物资。1959年8月29日，强台风过境，风力7至8级，短时间内降雨量达125.87毫米，山洪暴发，大批田园被冲洗淹没。1960年8月8日至10日，文成片平均降雨量277.8毫米，其中龙川、峃口、黄坦、南田等地达300毫米以上，死4人、伤8人，淹死牲畜12头，损坏房屋153间、畜舍80间、灰铺厕所150个，冲塌水库1处、溪坝76条、桥梁17座，损失粮食5万多公斤。1961年10月3日，遭受26号台风袭击，损失稻谷125万公斤，受损高粱1.5万公斤，刮落油茶籽31万公斤，损坏房屋384间，毁塌灰铺845个，折断大树500多株。
二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文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消费与供给等一系列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由于工业与农业发展速度差异太大，给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业带来很大制约。从1957年到1960年，文成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61.9%，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43.64%，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0.1：89.9变为34.3：65.7。由此，给以农业为主的文成片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公社化后至1960年，粮食平均亩产连年下降，1960年平均亩产234公斤，比1957年平均亩产298公斤下降了21.48%。1960年粮食种植面积23.21万亩，比1957年的27.51万亩减少15.63%。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粮食总产量39,440吨，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44,375吨减少11.12%，为解放以来粮食总产量4个最低年份之一。文成片农业总产值也连年下降，1957年为4111万元，1960年2317万元，同比下降了43.64%，为1950年后农业总产值最低点。这一时期，农业遭受解放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财政总收入也连年下跌：1958年228万元，1959年196万元，1960年190万元；至1961年下降为143万元，比1958年财政总收入减少37.28%。
三是副食品、生活必需品严重紧缺。1958年开始限量供应居民食用油，每人每月250克，1961年下调为县城居民100克，其他乡镇居民75克；食糖供应从250克下调为150克；猪肉供应500克下调为250克。许多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出现严重的脱销，从1959年开始，棉布、肥皂、火柴、香烟、照明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定量供应。1960年，布票每人10.8尺，比上年减少11.2尺；肥皂城镇居民每人每季一块，农村每人每季半块；煤油每户每月不超过0.25公斤。全县针织、纺织、百货、文化用品品种比1959年减少379种，年末各类商品库存总额比年初下降34.5%，其中工业品库存下降26.1%、农副产品下降62.7%。至1962年，全县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达到29个种类，其中有三证(购粮证、购物证、购货证)，还有21种票，如粮票、油票、布票、絮棉票、针织品票、肉票、烟票、酒票、糖票、糕点票、肥皂票、煤油票、豆制品票等，有些商品连凭票供应也无法保证。“肥皂一个角，布票十尺八，三餐薯丝拌菜粥”，成为当时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有甚者，居民人口不断增加，供应量反而减少，虽有凭票限量供应，可是供应量又少得可怜，致使农村黑市物价飞涨。黑市上，粮食每公斤3.2元至4元，高于国家牌价12倍；猪肉每公斤8元至12元，高出牌价7倍至8倍；鸡蛋1元3只，为牌价的4倍至5倍；胡萝卜每公斤0.6元，是牌价的7倍至8倍。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根本无力承受的灾难。
四是人民群众生活困难。1958年和1959年，由于“大跃进”的生产高指标造成过高的估计产量（空头产量），而国家征购粮食则分别按当年估算总产量的38%和39%交缴，致使农村留粮很少。1959年5月后，文成农村普遍饥荒，许多人外流逃生，据瑞安县委对珊溪公社桂山（库）管理区进行人口重点检查，其中外流人口（主要流向江西、福建）213人，占其总人口的8%左右。从1959年冬开始，农村中到处出现饿（口粮不足）、病（浮肿病）、逃（人口外流）、荒（土地荒芜）的严重现象。1960年5月6日，瑞安县委调查组对南田大公社进行24天的调查，认为“该地粮食很困难，患浮肿病的有1900多人”。
生活困难造成人口下降，1958年至1962年文成年末总人口分别为19.71、19.75、19.48、20.04、20.0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1.41‰、14.70‰、3.93‰、5.93‰、23.96‰。人口自然增长率仅1958年高于全省平均指数24.95‰，其他年份都远低于全省平均指数，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文成遭受天灾人祸的严重后果。中、小学生也因粮荒出现流生，在校学生数逐年下降。1958年至1962年在校学生数分别为30,159、25,989、32,481、17,758、11,359人。
四、党带领文成人民渡过难关
在困难面前，党领导人民采取系列措施，渡过难关。1959年冬，峃口公社双桂西山生产队缺粮，食堂解散，农户断炊。西山党支部建立于1942年，对党有着深厚感情，试着向毛泽东直接写信反映灾情，中央立即批转中共浙江省委核实解决，调拨来3.5万公斤返销粮，使村民基本渡过难关。黄坦公社富岙周岙底生产队，原有140户630人，1959年夏起严重粮荒，食堂解散，农民三餐靠吃树叶、啃嫩草充饥。至年底，全村只剩310人，且多患有浮肿病无法劳动，田地荒芜。1960年春，中共瑞安县委派出医疗队进村设医疗站为民治病，拨救济粮赈济灾民，经过三个月救治，病者痊愈，村民渡过难关，人人对党感激不已。
1960年，因缺粮，导致人们严重营养不良。据不完全统计，文成农村患浮肿病超万人。瑞安县委及文成工委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应急措施：
一是深入调查研究，如实报告省委、地委，请示帮助解决应急办法，适时调拨国库返销粮，分派工作组下乡落实省委指示，做到每天人均供应口粮“农忙1市斤，农闲12两（1市斤计16两）原粮”的要求。
二是实行“低标准、糠菜代”，有条件地帮助办好公共食堂，干部和城镇职工年人均口粮184公斤。
三是要求各方支援，调拨一批红糖、黄酒、酒糟、米糠、麸皮，以防止浮肿病的蔓延。
四是发动社员向荒山夺粮。春夏上山采摘“苦菜”“犁头菜”“清风丝”等野草树叶以代食；秋冬鼓励学校师生、农村妇女投入“小秋收”，上山捡拾掉地的老薯藤叶和翻挖遗漏在地下的番薯；组织社员上山挖山蕨洗“温糯粉”，如石垟林场党支部带领30多名场工在1960年冬挖取山蕨粉一万多公斤。
上述措施，对控制危重局面的进一步恶化起到积极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继续“大跃进”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持续下滑的状况，也不可能立即摆脱经济形势严重困难的局面。“反右倾、鼓干劲”未能鼓起人民群众的干劲，继续“大跃进”，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1960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业全面减产。文成原计划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1.66万吨，实际只完成3.94万吨；茶叶420吨，实际只完成225吨；毛猪饲养6.9万头，实际只完成1.72万头。
第十一章 在调整中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
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全党和中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成通过学习宣传八字方针，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再次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探索。继而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进行从农村开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多方面调整，改进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全县还掀起各类学习热潮，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第一节 初步贯彻调整方针
一、贯彻《紧急指示信》，纠正“共产风”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着手部署整风整社，扫除“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11月3日，《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下发至生产小队。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央《紧急指示信》后，当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传达到全省各县。并于11月21日至12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作出《关于动员全省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决议》，部署调整农村工作，着重布置农村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共温州地委按照省委指示，组织全地区1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宣传贯彻和调查研究工作。
12月24日，文成片区在大峃镇召开8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座谈会，联系本地实际，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的要求。
1961年1月20日至3月15日，文成片区各公社先后召开五级干部清账兑现大会。重点纠正 “一平二调”问题，将公社、管理区、大队、小队之间平调的财产物资，进行清理算账，合理退赔。文成片7个公社在这次退赔中，共兑现36万元。如西坑公社，在3月1日至2日召开有250人参加的“政策兑现、动员生产”大会，对公社化中平调的土地431亩、房屋35.7间、树木650支、劳力3300工，共计退赔兑现143,245元。其中为搞共产主义新村的上垟被拆掉民房12间、灰铺19个、牛栏9间、厕所14个，都作了退赔付现款处理。
10月5日至9日，中共文成县委设立县算账退赔支农领导小组，召开由各公社党委负责试点工作的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整风整社工作会议。强调要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重申落实省委确定的“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原则：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及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己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
至11月底，文成先后4次（批）进行“一平二调”的算账退赔工作，总共退赔人民币102.5万元，平均每户得到21元。少量余下的，到1962年底全部清退，做到不遗不漏、完全彻底。
通过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广大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广大群众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二、贯彻“农业六十条”，开展整风整社
1961年初，中共中央逐渐达成共识：制订一个相对稳定、各地农村必须遵守的公社条例，从制度上根除公社各级组织中的“一平二调”“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尽量清除公社体制中的平均主义。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起草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对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3月30日至4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六十条”和调查研究工作。会后，省委组织9个调查组深入基层，展开系统的调查研究，贯彻“农业六十条”的各项政策。4月28日，省委综合各地调查研究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发出《关于调整人民公社编制的通知》。
1961年7月，中共瑞安县委根据省委《关于调整人民公社编制的通知》精神，确定文成片区在黄坦人民公社（原区）进行管理区（原乡）改建人民公社试点。7月17日，南田人民公社在三源管理区进行建立人民公社试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成立三源人民公社。并在建社过程中恢复建立与健全公社党委会、监察委员会、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4个组织和共青团、妇联、民兵3个部门，以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8月18日至22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提出“政治挂帅与物质利益相结合，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会议决定以乡建社，撤销以区建制的公社，改设区公所。同时决定下放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允许给社员分自留地、自留山。
9月，瑞安县与文成县分设，中共文成县委恢复建立。随即全面开展整风整社。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紧急指标信》、“农业六十条”，采取摆事实、揭矛盾、谈危害、作对比的方法，提高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的自觉性。放手发动社员群众揭问题、出怨气、提措施、出主意，本着有什么整什么的精神，解决社员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同时，县委组织人员算账，开展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违法乱纪运动。许多基层干部自觉检查近年来的错误，如命令社员拆锅灶参加公共食堂就餐，割早稻种晚稻，拔稻并坵“创高产”，为多交公粮征购任务“满堂红”到社员家中搜粮仓倒米缸，正月初一搞播种，订计划硬套高指标，限期扫盲，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技术革命”见木犁就敲等等。
10月3日，县委成立整风整社领导小组。10月13日至18日，县委在南田召开整风整社试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委书记、区长及从县、区、社抽调来参加县整风整社工作队的干部共100多人。会议着重贯彻地委整风整社试点会议精神，对当前生产、粮食分配政策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进行充分讨论研究，作出部署。会议提出：当前全党中心任务是搞好秋收冬种；搞好粮食分配是当前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一定要把农村整风整社进行到底。会上，交流了各地试点经验，对整风整社工作队干部进行培训。会后，工作队按计划有序地到基层，全县整风整社运动全面展开。
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用10天左右时间，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采取回忆对比、算账等形式，启发社员提高觉悟。第二步，通过贯彻“农业六十条”，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方针，发动群众进一步揭露矛盾，处理好公社内部的各种关系，落实各项经济政策，时间15天。第三步，整顿党、团组织，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改选党、团支部，加强党支部核心领导，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选举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监察委员会，促进党的农村政策落实。树红旗、立标兵，开展劳动竞赛。
整风整社运动在全县60个公社555个大队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在10个公社55个大队进行，时间从10月至1961年底。第二批，在有征购任务的三类队和四类队各100个大队中进行，时间在1962年1月至7月。第三批，在其余300个大队进行， 1962年7月至1963年1月。到1963年2月，整风整社全面复查验收。
县委重点抓了对三类队的整顿。对问题比较严重的，采取换班子的方法；对问题一般的，采取组织整顿，在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弄清问题的基础上，制订整改措施，完善规章制度，再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和完善基层党组织。
县委抓住群众迫切解决的问题入手，先党内后党外，采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处理好“平反”“退赔”“自留地”“山林政策”“干部政策”等。把“平反”放在前头，然后进行政策处理和落实退赔等工作。对该平反的坚决平反、该处分的坚决处分，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投入运动，推动生产。这次整风整社，通过复查甄别得到平反、恢复名誉的基层干部群众达3千多人。同时对损公肥私、严重违法乱纪、群众强烈不满的少数基层干部，重新给予处分决定。如黄坦区对应处分而未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0人（蜕化变质分子3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7人），重新分别作出开除党籍、撤销干部职务的处分决定。领导敢于承担责任落实平反工作，调动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整风整社之后，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社员提高生产积极性，人民群众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全县农村形势明显好转。
第二节 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
一、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
经过一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党内外思想上仍然存在许多疑问。为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战胜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缺点和错误实事求是，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但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党内也还存在分歧。
“七千人大会”扩大到县级主要领导人，中共文成县委第一书记盖新民和县委书记兼县长刘日亮出席。2月14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重点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和大会决议。会议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下最大决心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扩大党内民主，让人讲话，集思广益；把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机关要精简，城镇要压缩吃商品粮的人数；对这几年处理的干部，处理错的要进行平反等。
1962年3月5日至8日，文成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实到代表173人，列席代表24人。会议着重学习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就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了重新布置。6月20日至28日，县委在南田召开500多人参加的全县干部大会。会议按照“七千人大会”精神，提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解决吃、穿、用问题，巩固发展集体经济”；要求在加强粮食生产的同时，大抓收入，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生产，让人民群众有饭吃、有钱用。会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群众性的增产增收竞赛活动，力争让人民群众的吃穿用有较好的改善。
学习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全县上下统一了思想，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比较系统的总结，恢复了较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贯彻执行各项调整政策打下思想基础。
二、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
1961年4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调整人民公社编制的通知》。指出：“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应该根据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组织生活，有利于团结的原则进行调整。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不要强求一律。” 6月19日，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7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贯彻“农业六十条”作出了具体部署。
中共文成县委围绕贯彻执行中央“农业六十条”和省委指示，除了算账退赔、纠正“一平二调”，对全县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也进行了调整。
缩小社队规模。1961年7月，根据“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并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精神，县委对公社、生产大队的规模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规划，着手调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至年底，经中共温州地委批准，重新恢复全县7个区的建制，全县原有的7个大公社划定为60个人民公社，划定生产大队555个、生产队（原小队）4040个。1962年4月，进一步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队为基础”，把全县4040个生产队调整为4083个，增加43个生产队。社队规模调整后，每个公社平均有950户3340人，每个大队平均有103户361人，每个生产队平均有14户49人。1963年春，根据地域实际，有利社员生产安排，全县调整成586个生产大队、4568个生产队。
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2月，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根据省委、地委统一部署，县委将原来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指导全面推动落实此项工作，摸索成功经验，县、区、社领导带领工作队，分头深入到29个生产大队，开展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至1962年10月，基本核算单位全部下放到全县4083个生产队。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整，使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完全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极大地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完善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1961年贯彻“农业六十条”后，农村普遍推行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实施生产大队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生产队把作物面积、产量指标、技术措施和管理制度落实到田。1962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生产责任制又有新的发展。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临时生产小组或专业生产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根据劳动效果的实际情况记取劳动工分，促进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在收益分配上，各地从分配粮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粮食进行按劳分配。劳动工分既能得到工钱又能得到粮食，对“五保户”和困难户采取按口粮基分加照顾的办法，这就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分配原则，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农活质量。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196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贯彻有关“公养私养并举和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大力促进以私养为主的畜牧业发展。至年底，全县共养毛猪12,129头，养牛7772头，养山羊23,480头。为利于群众生活安排，根据省委1961年2月3日关于坚决分好社员自留地的规定，县委很快作出部署，按总耕地面积的7%，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或部分蔬菜地。同时，还鼓励农民种好村前村后、荒山、路边溪滩上的“十边地”，产品归己、不计征购、不抵口粮。在这些自留地、“十边地”、开荒扩种中，社员种上早熟作物，称为“百斤粮运动”（每人争取能收50公斤粮食归己），有助社员渡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被社员称为“保命地”。县委还鼓励社员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多种副业，促进家庭和集体的手工业、副业发展，丰富集市贸易商品，缓解市场供应的紧缺状况。
搞活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1960年12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的通知》和《关于农村集市贸易的布告》。1961年11月6日，省人委颁布《关于农村贸易管理的布告》和《市场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县委、县人委及时贯彻执行，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原来粮食、禽蛋等不允许或限制在市场销售的商品，可以进入市场交易。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随着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农村供销社、手工业社和个体商业也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进一步促进市场的繁荣。
调整生产计划指标和粮食征购任务。为维护农民利益，从1960年开始，全县农业生产指标和粮食征购任务逐年调低。1960年调低征购任务数为15,450吨，1961年又调整为13,535吨，1962年继续调低为13,175吨。连续3年调低生产指标和粮食征购任务，使人民群众得以初步休养生息。与此同时，自1959年至1962年，国家还及时给文成调拨返销粮共1781万公斤，让农民渡过粮食紧缺难关，并逐年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发展油菜籽、茶叶等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
组织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生产。根据“农业六十条”精神，县委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突出位置，号召全县各行各业各阶层采取各种措施，为农业发展服务，切实把农业生产作为第一产业来抓。县委还千方百计及时处理好矛盾、解决好问题，努力提高粮食的单产和高产，以满足城乡居民生活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
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农村经济政策，全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42,135吨、农作物种植生产值1347万元，比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39,440吨、农作物种植产值1227万元增长6.83%与9.78%。同时，畜禽业生产也有所恢复和发展。1962年年末存栏数：生猪1.85万头、山羊2.66万头、家禽26.56万只、家兔15.03万只，分别比1960年增长了7.6%、174.23%、3.27%、3.3%；猪、牛、羊肉产量，1962年达到1200吨，比1960年的634吨净增了0.89倍。
三、工业和手工业的调整
1958年“大跃进”，文成的工业搞“升级”“过渡”，至1960年底，工业企业发展到75家，职工总数3783人，其中公社所有制企业67家，职工2352人。盲目“升级”“过渡”和大办工业，使农村劳力大量流向工矿企业，城镇商品粮和副食品等需求严重超过农业的负担。而且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分配平均主义，生产浪费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低、亏损严重，工业品不能满足市场和城乡人民的需要，打乱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秩序。1961年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相继制定颁布《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即“手工业三十五条”），要求对工业政策实行全面调整和对保留下来的企业进行有效整顿。
中共文成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地委的指示精神，于1961年10月9日，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由点到面地对全县工业企业进行全面调整。
一是合理缩短工业战线，撤并一批原料不足、产品质量差、成本高的工业企业。至1963年底，原8家国营企业，除保留县农业机械修配厂、棉织厂、酿造厂、印刷厂和县综合食品厂5家外，其余均恢复为原手工业体制；原67家公社所有制企业，调整保留40家，其余恢复为原来的手工业社（组）或个体手工业。全县共缩减工业企业30家，其中国营企业缩减3家。在调整工业企业的同时，县委要求本着为农业生产和巩固集体经济服务的原则，认真搞好定点、定员工作，制订好稳定思想、改善管理、提高质量、增加产品、降低成本的计划措施。加强对工业企业的领导，试行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办法，改变以前登记管理混乱现象，使工业企业有计划地健康发展。
二是大力精简企业职工。1961年，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县委、县人委根据通知精神，加大精简职工的力度，规定凡是1958年后来自农村的企业职工，包括省、地、县属企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在事业单位的职工，坚决地精简回乡；县及县以下单位家在农村的职工家属，也要动员回乡。1962年5月14日，县委决定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1129人。至1963年，全县共精简下放企业职工2977人，其中在国营企业职工中动员回农村生产1050人、返回城镇128人，实际下放1178人，超额完成原计划49人；公社所有制企业（原手工业者）职工下放1799人。
三是重视发展家庭手工业。全县工业企业经过停、并、撤调整和部分改制后，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组）34个，其余手工业者基本被下放到农村。为帮助手工业社员发展家庭手工业，1962年2月1日，县委决定建立区手工业联社办事处，各办事处配干部2人；11月22日，县人委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成立全县手工业劳动协会；1963年11月4日，县委决定恢复县手工业局，与县手工业联社合并办公。
由于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县工农业企业调整取得显著成效。1961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42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911万元，占37.6%。1962年通过调整后，至1964年，农业总产值连年上升，分别为1814、2114、2350万元，工业产值所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为31.7%、24.8%、26%。同时工业、手工业优先支农效果显著。1963年1－11月，共生产小农具11.02万余件、小型农业机械350台，比上年同期增加70%；手工业工人下乡5.02万工，帮助修理各种农具6.9万件，基本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市场急需的日用小商品如雨伞、铁锅、土碗、土纸、水木桶等比上年都有很大程度的增长。
四、商业和财政金融的调整
为克服“大跃进”造成商业上的混乱状况和财政上的严重困难，中共文成县委按照上级指示要求，从1961年开始对商业和财政金融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对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主要是调整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公社财政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收入打足打实、支出扣紧核实；收支平衡，留有一定预备，不搞赤字预算；严肃财政纪律，坚持专款专用。
在紧缩财政支出上，县委、县人委采取加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货币投放及严格信贷管理等措施。1961年，县委施行通过“核定单位购买指标、专项审批高档消费品”的办法，全年全县社会集团购买力为26万元，比上年实际减少23.5%。1962年根据国务院指示，规定所有社会集团三年内不准购买非生产性设备和高档消费品，当年全县社会集团购买力25万元，比上年又有所下降。1962年1月4日，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的通知》，要求行政经费降低30%，每人平均317元；事业经费降低18%；其他经费降低25%。以上三项共节约支出30万元。
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促进了预算内财政收支的合理调控作用。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1962年至1963年，全县预算内财政支出392.7万元，年均支出196.35万元，比“二五”时期年均支出的245.16万元下降19.91%；全部预算内财政收入361.5万元，年均收入180.75元，比“二五”时期年均收入的173.08万元增长4.43%，外加省、市补助等收入，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同时，加大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援农业资金投入。1961年至1963年，全县财政预算内共支出支援农业资金195万元，年均66万元，比1960年支农资金61万元增长8.2%；基本建设拨款共67万元，年均23.3万元，比1960年基建投资180万元压缩87.1%。另外，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开始向农村倾斜。1963年，人民银行文成支行通过发放贷款，帮助生产队和贫困社员解决资金困难，全年共发放长期无息贷款17.9万余元，短期集体贷款31.52万元，及时支持生产队和社员购买农药、种子、农具、肥料等贷款，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对商业政策的调整，主要是调整商业管理制度。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明确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求把过去撤销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小组）恢复起来，并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根据上级指示，县委认真抓好商业体制调整和市场供应整顿工作。
一是恢复国营、集体、个体三条渠道并存的商业体制。1962年，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体制分设，并建立专业公司，县商业局下辖百货、食品、中西药3个公司，各公司根据需要设立门市部。县供销总社辖7个区供销社及部分公社供销站，并以经济区域为基点，将7个区供销社调整为大峃、南田、百丈漈、西坑、石垟林场、黄坦、汇溪、珊溪、东龙、花前、峃口、双桂、玉壶、大南（壤）14个供销社，各供销社设立农副产品收购、生产资料供应和日用百货3个经理部。将1960年前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小商小贩“升级”“过渡”入国营商业（户籍城镇的）与并入供销社（居住农村者）共1908人；重新全部划出进行整顿，通过逐户登记审查，换发证件，确定为有证个体小商贩415人（户），其余转为农业人口。
二是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实行工业产品跨区进货。县委对主要农产品坚持统购、派购、议购和实行奖售、换购、加价收购的政策，适当减少派购范围和减少派购任务，制定按生产队大小与饲养量多少的购留比例。并按工农业产品逐步实现等价交换原则，对猪、羊、禽、蛋及油料作物产品等多个品种的收购做到“优质优奖、次质次奖、劣质不奖”，奖售粮食、棉布和针织品等，纠正高征购和强迫命令。在商品购销经营管理上，采取稳定粮食、棉花、布等18类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使60%的生活必需品保持价格稳定；对自行车、手表和高档副食品等，实行高价供应。适当提高粮食、杉木等农产品的收购价，减低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销售价，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和整顿市场供应方面，为保障集市贸易开放和有序市场营销，县委研究决定于1962年12月5日，分别成立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县物价管理委员会。12月19日，建立县反对商品走后门领导小组。根据省人委有关“除统购和合同收购的农产品外，其他农产品允许在国家市场管理法令范围内自由购销”的规定精神，县委决定有计划地在县城和7个区集镇开放农村贸易市场，允许二类物资在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上市交易，三类物资可以自由交易。与此同时，按照省委《关于迅速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指示》，逐步在各区、公社恢复农村信用社。县委还组织工商、财贸、供销、市场部门协作，经常举办城乡物资交流活动。所有这些调整措施，对于丰富市场供应、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回笼货币、为农业生产服务，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各项社会事业和城镇政策的调整
一、教育事业的调整
同经济政策的调整相配合，文成的社会事业也进行了调整。对教育事业的调整主要是调整撤并学校。l96l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五年内，农村16岁以上的在校生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应控制在2%左右。中小学一般不招收超龄生，已招的要继续处理。”3月11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安排当前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教育方针，同时提出了教育调整的具体措施。l962年5月25日，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提出本着办少些、办好些的精神，压缩公办教育事业的规模，适当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比重和布局，集中力量，提高质量。
根据中央和省委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共文成县委对全县的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
一是控制在校学生数。1962年，全县幼儿班从1960年的5个班缩减为2个班，在园幼儿从154名减至39名，幼师从7人减至3人。小学学校数从1960年354所调整为138所，班级数由794个调整为374个，在校生数从29,074人减至10,426人，减少学生64.14%。对中学采取保留、撤并、调整等措施。保留文成一中（即文成中学）、二中（即珊溪中学）、三中（南田）、四中（黄坦）、五中（玉壶）5所；撤销六中（峃口）和七中（樟台）并入文成一中，八中（大南）并入五中，九中（西坑）并入三中。至1962年底，班级数调整为26个班，在校生数降至1340名，减少56.73%。农业（职业）中学相继停办。
二是近60%的农村公立初小转为生产大队民办小学，有50名公办教师随校划为民办教师。1963年，全县有民办小学209所、在校生5676人（其中畲族民办小学15所学生312人、革命老区民办小学91所学生1190人），分别占当年全县小学344所的60.76%，在校生总数17,325人的32.7%。
三是精简教职工。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于1962年3月10日，精减79人（中学21人、小学57人、幼儿园1人）；第二批于5月18日，再精减85人（中学13人、小学72人）；第三批至年底结束。完成教育系统整编精减工作，精减村校50所，占小学总数285所的17.54%；精减公办教职工266人，占公办老师757人的35.14%，其中直接下放农村生产143人，转为民办教师50人，作退（离）职与其他处理73人。
通过系列调整，教育事业规模与国民经济水平逐步相适应，内部比例渐趋协调。
二、文化卫生事业的调整
文化事业的调整，主要是恢复、整顿、加强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调整机构布局为主。
文化馆（站）方面。1961年9月县文化馆和南田文化站复建，1963年增设珊溪、黄坦、西坑、玉壶区文化站，共配专业文化干部8人。在广播事业方面，1961年9月复建县广播站，全县安装喇叭703只。在影剧院、电影队方面，1962年恢复县电影放映队3支，其中16毫米2支、35毫米1支； 1956年兴建的县简易影剧院，于1962年经原样维修对外开放。在图书发行方面，1962年恢复新华书店文成县分店，1963年销售额达4.1万元，开始扭转亏损局面。
农村业余剧团的整顿。中共文成县委认真贯彻1962年4月30日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和12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整顿农村业余剧团、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和处理非法职业剧团的报告》精神，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加强对农村业余剧团的领导和登记管理工作，牢固树立“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积极发挥业余剧团的社会主义宣传作用。1963年，全县54个农村业余剧团整顿为26个。
医疗卫生机构的调整。重点贯彻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指导思想。1962年，保留县人民医院和珊溪、南田、玉壶、黄坦、峃口、西坑6个区卫生所，全县62个联合诊所整顿为公社级保健所。1963年，将全县69个医疗机构（所）调整为67个，医务人员由1961年的202人增加到288人，置医院病床123张。全县总人口20.55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医务人员14人、病床6张。
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调整和整顿中，还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3年2月，浙江省卫生厅发出《关于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11月，省委、省人委批转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报告》。县委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63年10月31日成立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实施全县的计划生育工作。至1964年底，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3年的27.45‰下降到23.72‰。
三、精简干部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大跃进”期间，工矿企业和有关部门从农村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导致城镇人口迅速增长，造成城镇吃商品粮人数激增，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和“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1961年6月，中央又相继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和《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62年1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整编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全省精减职工情况和继续精简职工的意见》，确定全省从1961年起三年内精减职工40万。规定精简职工的对象和原则：城镇工业招收的农民工中，凡临时工一律返回农村，己转固定工的，也应酌情抽回一部分；公社工业占用的劳动力一般限在农业总劳力的3%以内，超过部分要压缩返回农业战线；1958年后吸收的人员，要尽量动员他们回到农业生产中去，其中在1959年1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以后吸收的，要一律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遵照上级指示精神，中共文成县委于1961年10月5日设立县核实城镇人口和粮食供应领导小组。并根据恢复县建制行政机构设置和部分企事业单位按县级规模调整，加上外地干部调入随带家属增加等具体实际，严格执行中共温州地委核批规划，初步制定文成县整编定员核实人粮方案。全县工业、交通、邮电、财贸、商业、农林、文教、卫生、机关团体等系统整编定员12,444人，其中落实国家商品粮供应11,085人，农村供应1359人。方案与整编前原有在岗人员10,810人（吃商品粮9451人、农村供应1359人）相比，编员增加1634人，吃商品粮人口相应增加1634人，未能符合“精简干部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计划要求。
在整编定员基础上，县委切实开展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吃商品粮人数工作。通过舆论宣传、组织动员、干部党团员带头以及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工作，动员干部职工中没有工作的家属、待业的知识青年和没有升学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在实施精简户粮工作中，规定除“四种人”外一律下放；对拥有土地的手工业者及其家属、原为农村户口的小商贩及其家属、家居农村的城镇职工家属等，均列为精减下放对象。1962年至1963年，全县共压缩城镇人口796户2697人，其中大峃镇1—9村原国家供应商品粮398户1338人、居民供应人口227户838人、划农村供应171户521人。加上精减全民职工1178人，实际减少吃商品粮人数3875人。商品粮供应从1961年的4525吨降为1963年的2950吨，减少1575吨。
在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全县还进行了精简机构和精简下放干部职工的工作。1962年2月，县委成立整编领导小组，下设整编办公室。在摸清全县机构和干部情况基础上，县委、县人委按照地委下达的整编方案进行多次研究讨论。5月11日，县委作出精简编制决定：全县定编500人。当时全县行政干部724人，要精简224人。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至1963年底，全县下放干部232人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超额完成下放干部任务8人。同时撤销县委调研室，县人委农林、工交、财贸办公室，监察室、劳动科等8个机构，县级工作机构由32个精减为24个。
县委重视做好精简下放人员的安置工作，对回乡、下乡人员的自留地，住房，粮食、棉被等及时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适时帮助解决。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形势宣传和政策教育比较深入，使回乡下乡职工能够安心农村，自力更生，积极务农。1964年春，全县精简下放工作全部结束。
精简干部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是一项牵动千家万户的艰巨任务，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家属、城镇居民和知青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纷纷返回农业战线，表现出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精简任务的超额完成，使政府有效地减少了工资支出，降低了城市商品粮供应压力，并使工业企业的亏损单位大大减少。这一切，对于调整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缩短工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形势好转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节 调整时期的思想教育和备战工作
一、开展甄别平反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大跃进”运动以来，许多干部因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不满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还受到错误处理。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地“为了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同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县委书记电话会议，对甄别工作进行了部署。7月15日至18日，中共温州地委在温岭泽国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认真学习和对照中央指示，重点研究了给在“反右倾”“拔白旗”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地委要求，中共文成县委于1961年10月13日至18日，在南田召开区委书记、区长及从县、区、社抽调的干部共100多人参加的整风整社试点会议，传达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1月9日至15日，县委召开县、区、社干部及部门、厂矿领导120多人的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
在甄别平反过程中，县委要求采取先机关后农村、先骨干后一般、先易后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由点到面逐步开展。甄别平反（复查案件）分三步进行：审阅材料，摘录复查，复议要点；调查核实材料，向社会和当事人调查，弄清事实真相，征求各级党组织意见；提请县委和县委监委讨论复议，作最后定案。
1962年4月，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下达。7月20日至28日，县委在南田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全县干部大会，学习贯彻中央《通知》精神，总结前一段平反工作，要求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全党动手，扎扎实实把甄别平反工作做好。会议作出《迅速做好当前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
会后，各级基层党组织按照县委指示，加强领导，组建工作班子，对有批判和处分材料的党员、干部，进行认真甄别，一一写出甄别审查结论，按照规定手续给予平反；对无批判和处分材料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无论当时的批判和处分是领导个人决定还是组织决定的，一律做到摸清情况、不疏不漏，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和群众大会宣布平反，让过去的错误批判和处分“一风吹掉”。至12月底，全县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县委向地委呈报了《文成县委关于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报告》。
县委遵照中央有关甄别平反工作方针政策，历时一年多时间，全县1958年到1961年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1037名，经甄别有579人得到平反，占总数的55.83%。其中，如黄坦区从1958年以来的三年中，共处理党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44人（脱产23人、不脱产21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经复查，其中处分正确的13人，占处分总数29.5%；完全处分错的11人，占25%；部分处分错的20人，占45.5%。另有长期不安排职务的8人，重点批判错的67人。经过甄别，给予平反11人，减轻处分24人（含外地调入4人）；对长期没有职务的分配工作4人，给受错误批判恢复名誉52人。同时，对全县农村被批判、处分过的群众5125人，经复查甄别后，全部给予平反，当众宣布恢复名誉，当面道歉慰问。
对受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重要举措，对于发扬党内民主作风、团结干部、调整党内关系、调动全党积极性，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甄别平反工作，全县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开展甄别平反工作的同时，对党员的教育也全面展开。1961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提出重新教育党员，提高党员觉悟，健全党的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11月10日，县委研究决定，设立县政法、农林、财贸、工交四个党组。1962年1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当前组织工作意见的报告》，指出“重新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是各级党委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
根据中央和省委、地委有关指示精神，县委于1962年3月发出《关于加强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具体教育中采取两项措施：全县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分批集中到县委党校培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支部骨干的政治思想水平；在各基层支部建立党课教育学习制度。到1962年底，全县有3000多名党员接受教育，占党员总数的70%以上。
按照党的原则和有关手续，县委对少数违纪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对经教育后仍不转变的一些党员分别作出自行脱党、动员退党、开除党籍处理。1962年，全县基层党支部发展到604个，比1961年增加了29个；党员总数4610人。严格办理预备党员的转正手续。查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2起，受处分的27人，免于处分的5人。
党员整顿工作的加强，使广大党员增强了党性和遵守党章的自觉性，基层党组织在整顿中得到发展壮大，支部领导能力不断提高，这对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二、加强战备和民兵工作“三落实”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9月，毛泽东发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的号召。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国际敌对势力趁机掀起反华恶浪。1962年6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6月7日，中共温州地委成立支前工作领导小组，以战备为中心，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各项工作。中共文成县委立即进行备战工作的研究和部署。县人武部组织力量，对1952年设立的马山、南田、叶胜林场3个对空瞭望所加强了守护力量，落实每个瞭望所10至12名民兵，日夜轮流值班、瞭望。6月14日，成立文成县支援前线领导小组。6月20日，县人委向专署支前领导小组上报《关于支前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表明已做好确保战争胜利所需的物资储备工作。
7月1日，县人委向全县各机关部门系统发出《关于战备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对战备物资品种、储备、库存、供应、车辆、防空、码头、渡口、桥梁、担架置备、民工动用11个问题作了具体规定。7月3日，县人委发出《关于组织民兵担架、运输任务的通知》，要求全县组织民兵担架100副，每副5人，共500人；3个运输连，共600人。任务落实到各区、公社的民兵营和连，配好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并配以财务、医务人员。规定在战时就地执行任务的由当地党委领导，随军执行任务的由部队统一指挥。7月5日，县防空指挥部成立，下设对空射击、治安消防、救护、通讯联络、疏散5个组。7月20日至28日，县委在南田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全面学习贯彻中央备战指示精神，要求更广泛深入地全面开展备战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1月7日，为加强备战，县委组织实施在大峃花园建造永久性公路大桥，抽调大峃区民兵500人，日夜施工，年底竣工。1963年4月，根据“平战结合”方针，经国务院批准，西坑叶岸至景宁东坑22.53公里省道公路动工修筑，总投资307万元，至1964年8月5日竣工。至此，形成以瑞安飞云江大桥南岸104国道线为起点、贯穿文成至景宁东坑、连接省道云（和）寿（宁）线、全长147.5公里的瑞（安）东（坑）干道线。
在加强战备的同时，积极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196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民兵工作条例》。规定凡年满16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和16岁到35岁的女性公民，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只要身体健康，都可以吸收参加民兵组织。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赴广东视察，在接见广州部队负责人时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即“三落实”）的指示。县委立即进行部署，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各区和人民公社分别设立人民武装部，配备分管民兵工作专职武装干部，各大队党支部增设1名武装委员，做到统一领导、统一布置、统一检查、统一总结评比，建立定期会议制度。以公社为单位，定期对干部进行政治、业务、军事训练，每年不少于80至100小时。
在组织上，加强民兵班、排、连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配备，做到有组织、有干部、有制度、有活动。民兵分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和武装民兵。民兵连配政治教育专职副指导员，排设政治教员，班设宣传员。1963年，县人武部根据《民兵工作条例》和“三落实”要求，普遍整顿民兵组织。至1964年底，全县共整顿好民兵连555个，民兵48,282人。县人武部分批派出干部，深入基层，从“出队入队、改选干部、总结工作、改进制度”4个方面着手，对民兵组织逐年加以整顿。
在政治上，加强民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形势教育活动。县委要求民兵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仇视敌人、提高警惕，随时有参军备战的思想准备。组织民兵学习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开展民兵战略地位和民兵条例二十条的教育，县、区、公社分别建立民兵工作定期评比制度、定期政治审查制度、定期检查武器弹药制度。1963年，对基干民兵实行“一月一会”学习教育制度，深入 “学习解放军”，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同时，执行温州军分区指示，认真组织学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一评”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广泛开展“反修”“防修”教育，提高民兵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
在军事上，加强对民兵的军事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训练主要内容为简易防空、防原子弹、防化学、反空降教育和射击、投弹、刺杀等基本动作。1962年至1963年，全面动员备战期间，贯彻“小型、就地、分散和适当集中”相结合训练民兵骨干的方针，训练以军事战术运作和反空降知识技能的民兵骨干2233人。1964年，县人武部在民兵训练中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对参训民兵进行军事野营活动和山地军事负荷拉练。经常举办民兵军事比武大会，提高民兵战斗力。1965年11月21日，县人委发出《关于1965年度征兵的决定》，共征兵390名，并结合征兵工作，要求做到征兵、民兵整组、训练三结合，促进民兵工作“三落实”。是年训练民兵6645人，其中民兵干部2659人、武装民兵3016人、基干民兵848人、卫生兵83人、军械兵39人。
在民兵工作中，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在县委领导下，各民兵组织带领全体民兵投入治山治水、发展山区经济，加强山区武装建设、建立强大的武装后备力量等“三大革命”斗争实践，成绩显著。其中在1960年2月8日至15日召开的文成县第一次民兵代表大会，推选许圣林、刘日民为代表，出席1960年3月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各奖得56式自动步枪1支；1962年12月26日至29日全县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推选民兵模范林云、彭其珠等6人为代表出席浙江省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
全县民兵工作，通过多年努力，认真贯彻执行“三落实”指示，为配合征兵、巩固国防、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作出重大贡献。而在困难时期的全面备战工作，对于保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顺利进行，巩固国防建设，起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三、开展各项学习运动，营造良好社会风尚
20世纪60年代，党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持续开展了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在中共文成县委领导下，全县大力宣传学习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品德，做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在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同时，还树立文成本地的先进典型。朱碎柳是西坑公社金星大队的一位61岁农村女共产党员。她常对人说：“一个人的心里，只要时时刻刻忖（想）着党、忖着国家、忖着集体，就是头发白了，也还是年青人。”1963年5月14日，浙江省妇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妇女学习朱碎柳等人的先进事迹。县委组织全县妇女界、共青团组织、学校师生开展学习朱碎柳的模范先进事迹活动，学习她“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胸怀全局、爱国争先，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以社为家、关心集体，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热爱劳动、以身作则，不怕困难、坚持革命”的精神，全县90%以上青少年受到深刻的教育。
1963年12月，毛泽东对工业部门开展学习解放军予以肯定，并作了重要指示。1964年2月17日至2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动员开展学习解放军和“工业学大庆”活动。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学习解放军，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以解放军为榜样，大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会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的经验，使工业管理机关、现代企业和广大干部、职工更加革命化，开展“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群众运动。三是领导带头，发动和依靠群众，像解放军那样人人参加做思想政治工作。
1964年4月7日至17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和各条战线1963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庆功大会”，共687人出席。会议号召全县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庆“九条基本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掀起以创建“五好企业”、争当“六好职工”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热潮，全县的“工业学大庆”由此拉开序幕。
按照县委提出的干部应下基层组织广大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倡导大庆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好作风要求，全县职工开展“摆好评功”活动，对先进人物进行表扬，对一般群众也评功摆好。通过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比先进、找差距、找原因，使后进坐不住、先进更先进，职工热爱本职工作、钻研业务、关心集体、提高生产效率。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事迹。同时，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4月，县委根据《人民日报》社论和省委办公厅发出的21号文件《大寨经营管理工作的经验》精神，先后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农业生产现场会等各种会议，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并组织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树立一批学习大寨精神、改变落后面貌的先进单位。其中包山底、周岩、稽垟和石垟林场4个单位被温州专区作为“农业学大寨”典型，制作成图片，在全区巡回展览。包山底大队的典型材料（图片）还被列入省农业展览会展出。在1965年12月12日至16日召开的全县贫下中农代表第三次会议上，交流大寨式的先进经验，号召发扬大寨精神，推动“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会后，一场以治水、治山、积肥、改土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在全县掀起。
1964年4月，县委根据《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各级党组织要把发动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首要任务，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真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总路线、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的精神，发出《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组织干部学习，每月集中学习讨论2至3次，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每天平均不少于1小时。6月，由17名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组成的报告团，向全县干部、职工、师生、群众作报告，从而在全县掀起“大学毛主席著作”高潮。
1965年3月，县委按照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整个政治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著作(俗称“老三篇”)。城镇普遍建立毛泽东选集学习小组，农村则通过政治文化夜校和中心俱乐部，组织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
4月6日至8日，县委委员会议召开，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等工作作了讨论部署，并写成会议纪要下发全体党员学习对照。6月26日至30日，召开全县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共162人参加。会议传达贯彻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各单位政治工作经验，着重表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7月12日，县委宣传部召开全县农村中心俱乐部主任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公社中心俱乐部主任、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和文化宣传部门的干部共70多人。会上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通过不同的会议，创造了浓厚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氛围。广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解决了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也解决了本单位分工不细、责任不清、考核不严、干好干坏一个样等问题，为推进下步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8月26日至9月9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县、区、社干部700多人参加。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以虚带实；第二阶段，就实论虚，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第三阶段，虚实并举，制订好今冬明春生产任务。
1966年3月7日，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重点是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达到“改造自己、教育人民、总结工作、解决问题”之目的。4月3日至7日，召开文成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贫下中农代表、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子女共2824人参加。大会提出：“动员全县人民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工农业生产的高潮。继续深入地开展三大革命运动，为争取提前或如期实现‘四十条’而奋斗。”会上，分组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边读边议，亮思想、谈体会。代表们把“老三篇”作为改造世界观的指南，表示“遇到困难要想到愚公移山，做工作要想到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怕吃亏要想到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并发表《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全国很快掀起学习焦裕禄的活动。3月13日，县委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会议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干部对世界观的自我改造。与会人员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一定要学习焦裕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会后，许多干部主动下农村参加集体劳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推动春耕生产工作的落实。
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先后掀起的学雷锋、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学毛著、学焦裕禄等各类学习高潮。通过学习，干部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变化，对于全县人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顺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十二章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经过“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内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还存在分歧。在严重困难面前，这些矛盾和分歧暂时被掩盖着，而在形势逐步好转之后，随着国内政策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国际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和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工作指导思想的分歧也逐渐浮现出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决策，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开展普遍的“五反”运动。根据省委、地委的部署和指示，中共文成县委领导开展了这场运动。运动对全县人民群众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对纠正干部的不良作风、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打击贪污盗窃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各方面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生新的波折。
第一节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一、宣传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强调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要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教运动。10月5日至24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62年冬起，在全省开展一次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放在改造“落后队”。 自此，全省农村开始了社教试点工作。
10月下旬，中共文成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学习和讨论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阶级斗争思想理论的主导下，会议认为文成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还很剧烈，必须重新教育干部，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11月11日至15日，县委召开有120多人参加的公社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根据地委指示，组织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三个文件”），集中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引导与会干部进行新旧社会回忆对比，通过摆事实，谈变化，激发各级干部的阶级感情，加深理解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坚信“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12月6日至12日，县委再次召开有528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联系思想、检查工作，揭露矛盾、分析原因，在解决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以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出发点，以《纲要》作奋斗目标，按省委指示的山区生产方针，根据本地区实际，制订1963年生产计划。会议期间，还组织干部参观县委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会后，全县围绕进行阶级教育和巩固集体经济教育，开展整社运动，提高全体社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觉悟，从思想上、组织上、经营管理上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3年1月26日，县委根据省委“在今后两三年内把公社分期分批整顿好”的指示，拟订出规划：1963年整好20个社，1964年整好25个社，1965年整好15个社。计划1963年在搞好花前、樟台公社试点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在问题较多的18个公社，由2位县委常委负责，抽调3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付诸实施。
在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进行整社工作中，县委把包产到户当作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展开批判。1月26日，县委办公室《关于全县单干情况的汇报》统计：全县4568个生产队，集体经济巩固的有2484个生产队，占54.38%；基本巩固或零星土地分到户的2048个队，占44.83%；分田单干的36个队，占0.79%。分田单干形式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有的还搞“井田制”，即把征购粮集体种、社员口粮分户种，或把水稻集体种、番薯分户种。县委工作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回忆对比，引导农民诉小农经济之苦，说集体经济之甜。到1963年5月，全县120多个实行包产到户、土地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2.63%），一律停止包产到户，收回土地。并对农民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强令纳入集体经营范畴。
二、中共文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63年1月15日至20日，中共文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峃镇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01人，代表全县4610名党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研究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确定1963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大会由县委书记盖新民作《县委工作报告》、县长作《关于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三五”规划的报告》。
《县委工作报告》一方面肯定了自1960年以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承认在“大跃进”运动中犯了“五风”错误，使工作蒙受了损失。《报告》总体上认为：三年来文成县人民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同心同德，认真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和“农业六十条”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和整顿，纠正以往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改进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使人民公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调动了广大社员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报告要求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林牧生产。工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要逐步把工作转到以支援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财贸工作要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三条渠道，做好收购供应工作；文教卫生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搞好文教基层单位的整顿和计划生育工作。
大会提出：“全县人民当前迫切任务，是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迎接农业技术改革的新阶段，促进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首先是争取1963年以粮、林为中心的农业全面丰收”。
为实现年度工作目标，必须做好几项工作：一是改革生产队经营管理。要整顿健全组织，充实领导核心，严肃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农业六十条”。进一步贯彻勤俭建国、民主办社方针，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财务会计制度。尤其是搞好评工记分，建立生产责任制，真正体现按劳分配政策，调动社员集体生产积极性，保证农活质量，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二是正确贯彻山区生产方针。文成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综合性农业地区，必须贯彻“山水田”一齐抓，农、林、牧、副、渔生产全面发展方针。各公社、生产队务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重点，因地制宜制订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三五”远景规划。应由生产队和社员讨论，按田块和季节安排作物，按田块和作物制定措施，按作物和措施规定产量，然后按措施及时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因地制宜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措施是：大积肥料，处理好肥料政策，贯彻常年积肥和突击积肥、集体积肥和社员家庭积肥相结合方针，大积土杂肥，推广新化肥；开展治山治水运动，治水必须贯彻“旱洪兼治、修管并举、治山治水相结合” 方针，治山必须贯彻以粮食为主，薪炭林、用材林、经济林并举的方针，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积极培养地力，贯彻“充分用地，积极养地，边用边养，养用结合”原则，推广稻薯轮作，改造冷水田种植绿肥豆类，山田养萍等；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广已经试验成功的如番薯“胜利百号”“短藤六十日”，水稻如“陆财号”“红芒晚”等品种；抓住季节，不误农时。四是集中一切力量，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全县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一方面要制订长期的支农计划，另一方面要从马上能够办到的事着手，适时地给农业生产以有力的支援。
大会重申：此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中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在已经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农业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现代化。1963年在确保粮、茶、麻、油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同时发展各种农副业生产，粮食要比1962年增产3%—4%；继续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国防观念，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大会号召，全县党组织和党员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积极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争取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大会一致通过《中共文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文成县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三五”规划的决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文成县第三届委员会，共有委员17人，候补委员1人；选举产生县委监察委员会，委员9人。
1月20日下午，中共文成县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文成县第三届常务委员会，由盖新民、刘日亮、杨秀峰、施启汉、秦树彬、许公玺、吴宪林、黄祥麟8等人组成。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常委会不设书记处。盖新民当选为县委书记，刘日亮、杨秀峰当选为县委副书记。
三、开展农村社教和 “小四清”运动
1963年1月5日至8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对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会议研究部署组织和迎接农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制定干部必须遵守的“十条工作意见”，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好思想准备。
3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据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的通知》。明确规定:这次运动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整顿干部队伍，教育的重点是干部，特别是区、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重点解决干部中大量存在的生活特殊化、走后门、不劳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以及作风上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问题。方法上，坚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实行自我检查与小组检查互相结合，和风细雨，说理教育。目的是通过检查放下包袱，找出原因，改正错误。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始终围绕农业生产进行，一方面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另一方面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发动群众掀起一个生产高潮。
2月26日至3月12日，中共文成县委遵照上级关于干部评先进和鉴定工作的通知精神，对全县行政干部224人进行鉴定。通过自我检查，相互批评帮助，暴露出犯贪污行为的9人，只搞扩种不上班工作的44人，无组织纪律的35人。
3月下旬，县委派出县机关干部分头到农村第一线，帮助社队宣传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个文件。黄坦区雅梅公社前巷大队在认真学习中央“三个文件”基础上，组织社员进行讨论，联系实际，揭露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大队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各生产队成立贫下中农小组。前巷大队贫下中农组织经验被推广后，全县各地陆续建立大队、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组织。
4月3日，温州地委发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要求是：宣读和讨论八届十中全会文件；自上而下整顿干部队伍；建立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小组和生产大队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社会主义教育和春耕生产密切结合，把社会主义干劲用到生产上去”。
4月10日至14日，遵照省委、地委的部署，文成县委在百丈漈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会议主要针对南田、西坑两区及辖属公社的103名脱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中央“三个文件”，进行自我检查，摆出问题实质，表明整改决心和努力方向。自我检查出的问题有308个，其中属于阶级斗争方面的74个、革命人生观方面的52个、生活作风特殊化方面的129个、其他方面的53个。至会议结束时，达到解决问题要求的占91%。4月中下旬，县委又分两批召开县、区、社、大队四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是深入学习中央“三个文件”，研究今后任务，先让干部“洗手洗澡”（即自我检查缺点错误，说清问题），“兴无灭资”。
按照上级对干部“洗澡”要求，两批会议又各分两个时段召开。第一时段用3天时间，召开区、公社脱产干部会议，除帮助县委整风外，主要解决区、社干部存在的问题。第二时段用5天时间，召开大队干部“洗澡”会议。到会300多名区、社脱产干部中，95%的干部交代了“问题”，大多是借支公款、多分多占、购商品开后门，少数是挪用公款、强迫命令以及“丧失阶级立场，与地、富、反、坏、右分子攀亲交友”等；到会的600多名大队干部中，有90%交代了“问题”，其中“阶级立场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占25%。
5月7日至10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会议通过贯彻省第四次党代会的决议，结合学习省委、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社教运动的意义。会后把社、队两级干部所交代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归纳为五个方面：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与“四类分子”勾勾搭搭、来来往往吃喝送礼；社会主义方向不明，搞包产到户、土地到户，搞个人发家致富；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多分；参与赌博，搞封建迷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会后，全县60个公社在县委派出的工作组督导下，分别召开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发动群众，开展“小四清”运动。运动中发现有些大队、生产队干部多记工分、动用集体经济、干部集体私分、多报少支等情况，要求通过“四清”运动，严格自我检查交代，作出经济退赔。
6月，以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三个文件”为宗旨，初步结合社、队干部“小四清”为标志的第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暂时告一段落。
据6月23日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县委共培训了1434名干部。在全县4568个生产队中，有1624个队读完“三个文件”，有591个队读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两个文件。全县586个生产大队，有146个大队结合“五好”评比，进行干部“洗澡”；有111个大队通过阶级教育，建立了贫下中代表会议组织。又据各区分析排队，原原本本宣读了“三个文件”、问题解决较好、对生产推动较大的，有260个大队，占45%；原原本本宣读文件，并解决一些问题、对生产有一定的推动、效果不很显著的，有249个大队，占42.5%；没有很好组织讨论或未宣读“三个文件”的，有77个大队，占12.5%。
四、宣传贯彻“双十条”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场“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6月，中共浙江省委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部署，提出此后一个阶段农村社教要突出阶级斗争，纠正前阶段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
7月3日至8日，中共文成县委召开有336人参加的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前十条”。 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提高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流经验，研究鼓干劲、发动大生产、争取农业全面丰收。8月，在中共温州地委统一部署下，县委书记盖新民率9名干部参加地委在瑞安县梓岙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历时5个月，蹲在一个大队，边学、边做、边劳动。至年底，写出《提高革命自觉性，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得体会。
9月6日至27日，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前十条”与“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后十条”在肯定“前十条”关于社教运动性质等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运动要“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方针，同时规定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对一些极端过火行为加以约束，在政策上划清一些界限。并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中的一些措施应有利于生产。
9月16日，全县抽调187名干部（县57、区32、社98人），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大峃区龙川公社蹲点，一方面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继续宣讲中央“三个文件”，着重宣传贯彻“前十条”、学习“后十条”，历时35天。
12月7日至17日，县委在南田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学习“双十条”，讨论部署面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4年1月1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面上、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开展生产高潮问题。决定把社教试点放在龙川公社，抽调试点干部220人，其中县机关科局长抽一半、区委书记抽全部、公社书记抽三分之一。5月16日，县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队进驻龙川公社。工作队按照县委要求，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双十条”，进行阶级、形势、前途方向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努力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发动群众为干部“摆好评功”，肯定干部的工作成绩，鼓励干部为制订下年度生产规划，领导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改善群众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5月18日至21日，在龙川公社召开全县公社书记会议，与会的有县委委员、区委正副书记、公社书记和县机关科局长共105人，主要引导县、区、社领导干部正确认清形势，进一步开展面上社教问题。
8月6日至25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县机关科局长，各区、社、部门单位除留副职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全部参加。会议分三步进行。第一步，通过学习中央“双十条”文件，提高认识，大揭“四不清”盖子。第二步，对照《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自上而下自觉检查几年来“四不清”问题，进行“洗手洗澡”。第三步，结合实际，部署制订生产计划。到会的219名干部中，暴露有大小问题的“四不清”干部168人。由此，全县以贯彻“双十条”，全面开展农村“四清”和城镇“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入第二个阶段。
五、开展城乡 “五反”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简称“五反”）。3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指示的部署〉的通知》，对城镇“五反”运动作出部署，并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带头“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要结合整顿城市集贸市场，开展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
4月6日，中共文成县委设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6月下旬，县委组织县机关干部学习中央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并一边逐级进行传达，一边抽调10名干部进行调查摸底。部署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党政军25个单位、222人内开展，第二批在企事业20个单位、428人中进行。通过调查摸底，有贪污行为的干部35人，共计金额2134元。11月15日，根据中央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和省委有关进行“自查自纠” 的意见，县委首先开展有县委常委、副县长、组织部副部长、商业局长、办公室主任参加的“洗手洗澡”，便于轻装上阵投入领导“五反”运动。
1964年1月3日至4日，县委召开县委委员会议，研究落实地委关于“五反”的部署。会议要求科局长以上干部在春节前要“洗好澡”。第一批在机关，第一季度前完成；第二批在企事业单位，第二季度前搞好；第三批在县直属镇、县以上手工业部门，开展“五反”。同时，区四所（粮食、邮电、银行、税务）、四社（供销、信用、运输、手工业）、一商（合作商业）等，都要在年内完成“五反” 运动。
2月17日至27日，县委召开有公社书记参加的135人县委扩大会，着重学习中央“关于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反修宣传提纲等。会议期间，县委作“五反”检查，干部们提意见，展开批评。此后，县委把 “五反”运动的重点确定为解决县委“一班人”和副县长、正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和县人委各部门党组书记的思想作风问题，尤其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思想路线问题。从3月份开始，在为期7天的学习基础上，又进行7天的“洗手洗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动机关党员干部和全体干部帮助县委整风。
接着，用12天时间，县委委员进一步听取机关干部的意见，分别向机关干部作检查。一查阶级觉悟、阶级立场和阶级路线的执行情况；二查特权思想和阔气、官气、骄气；三查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及衙门作风；四查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参加党的生活、增强党的团结方面的问题。
县委的作风整顿暂告一段落后，县委领导分别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集中起来，再召开县三级干部大会，由县委作检查，听取批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整改。
机关干部的“五反” 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教育人、改造人的方针，通过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洗手洗澡”，教育了大批干部，弘扬了好的传统和作风。至9月底，“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转入以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大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二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宣传贯彻“二十三条”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由此，“二十三条”取代了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后十条”和1964年9月下发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工作文件。“二十三条”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尽快地解脱他们；明确宣布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提出“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在浙江省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整个运动在某些方面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从根本上看，“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它不但突出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把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十几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特别是“二十三条”正式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指导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二十三条”规定，把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小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俗称“大四清”）。中共文成县委执行省委、地委有关全面深入开展社教运动的统一部署指示，调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定开展第三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解决“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四不清的问题。具体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继续深入开展“小四清”工作。1964年12月7日至31日，在县“小四清”试点双垟公社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到会干部124人。会议采取边学习边结合年终分配试点工作实践、敢于自觉主动摆问题的方法进行。先安排县委领导干部把“四清”工作引导到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查找不清的问题，提出改正的措施，然后动员全体干部消除怕挨整、怕失面子、怕领导不信任等思想顾虑，彻底“洗手洗澡”，积极主动把自己的问题都亮出来。与会干部通过20天的大会小会 “洗手洗澡”，每人都不同程度地交代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其中有参加试点的区、社干部74人，主动检查清理出贪污、挪用、长期欠公款等金额3970元、粮食1100公斤、布票59米。接着，全县各基层单位，也以同样的方法，全面开展“四清”运动。
第二步，重点是学习宣传贯彻“二十三条”。1965年2月5日至1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区、社干部包括中小学校长、书记、信用社会计等。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帮助与会干部放下怕“四清”运动挨整的思想包袱，指出有包袱要放下，要自觉交待。与会干部对照“二十三条”，继续交代以前没有交待的问题。有192名干部交代了自己的新问题。会后，全县各地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广泛学习宣传“二十三条”，成立与健全公社贫下中农协会。4月21日，县委首批到诸暨参加省委社教工作团的265名干部回县，分派到各地宣传贯彻“二十三条”社教运动。
第三步，过组织生活会。1965年11月9日，县委召集县委委员，吸收非委员的副县长、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参加。生活会以“二十三条”为武器，结合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县委革命化，是整个县革命化的关键》，倡导与会干部对照社论精神，检查个人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端正立场观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此，以“大四清”为主题的社教运动在县级机关和区、社干部中展开。
“大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单位是县级机关，重点对象是县委常委。12月4日至16日，县委接连召开区、社书记暨县级机关干部在樟台搞社员分配试点大会和第三次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发动干部群众摆问题、提意见。会后，将干部群众提出的2500多条意见梳理成阶级斗争、精神面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本位主义、民主集中制、生产斗争六个方面。县委派出5名常委带着这些问题，分头下去蹲点和抓面上工作。一个多月以后，蹲点常委返回县里，从反修防修高度谈思想革命化体会，写出书面心得。然后重新下去，直至第二年4月底5月初返回县里参加“洗手洗澡”。期间，县委召开各部、委和各社、镇领导及骨干会议，由县委常委检查自己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摆事实、谈认识、挖根子、找危害，然后互相批评帮助。
1966年1月22日至29日，县委召开由公社书记、县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会议采取“只谈自己不谈别人”的办法，进行一次“四清”的自我革命。3月初，为使“四清”运动更结合具体实际广泛深入开展，县委决定把县机关搬到南田公社，干部一边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开展“四清”运动。
5月2日，县委在南田三滩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段“四清”工作情况，研究下步工作计划任务。决定根据各地基层“四清”试点经验，在全县开展到生产队长一级的“四清”运动，至9月前完成面上的“四清”运动。为加强面上教育的领导，采取一点带多点、多点带全面的方法，比较好的大队放手让党支部自己组织，二类大队由公社指导，三类与四类大队派干部重点帮助。这次“社教”的目的和要求，是帮助基层干部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密切与贫下中农的关系，严肃执行党的政策，搞好社员收益分配，巩固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但后因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运动未能继续进行下去。
社教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不断夸大阶级斗争严峻形势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运动中否定了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主张和措施，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但是县委比较注意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从而纠正了部分干部多吃多占、官僚主义、手脚不干净等问题，在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改善集体经济管理，健全巩固集体经济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各级贫协组织的建立
建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是农村社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963年3月，中共文成县委推广了黄坦区雅梅公社前巷大队在学习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三个文件”基础上，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组织的成功经验。之后，全县各地陆续建立了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规定贫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贫农下中农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
1965年2月下旬，县委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会议学习“二十三条”，并讨论了“四清”运动的性质任务、干部政策以及“四大民主”政策问题，相互交流了代表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亲身经历与经验。会议成立了文成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选举县委书记盖新民任县贫协筹委会主任。县贫代会结束后，全县60个公社贯彻会议精神，普遍召开贫代会，选举产生贫协筹备委员会。至4月底，共有586个生产大队成立贫协组织。
9月18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中共温州地委《关于依靠贫下中农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指示精神。会议认为，在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上是否依靠贫下中农，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点、有没有阶级感情的大是大非问题。针对有些地方对贫协组织不够重视、甚至不管不问的现象，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对贫协组织的管理领导。
10月2日至7日，全县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1168人，县、区、社干部200多人参加。会议学习“二十三条”“农业纲要四十条”，明确形势和任务，按照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要求，安排生产和年终分配等工作。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阶段，通过学习中央相关文件，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检查工作中的问题；后一阶段，重点讨论如何提前或如期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主要指标，加深学习理解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正式成立文成县贫下中农协会，县委书记盖新民兼任第一主任，县长刘日亮兼任第二主任。
12月12日至16日，全县贫下中农代表第三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1121人、脱产干部463人，共1584人。会议学习了国内外形势，讨论了年终分配，交流了大寨式的先进经验，发扬大寨精神，争取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的主要指标。县委书记、县贫协主任盖新民作了报告。会议提出了今冬明春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年终分配为中心。明年的计划是：全县粮食亩产350公斤，土猪、湖羊每户平均2.5头，今冬明春造林二十万亩要狠抓“三治三改”。与会代表向县委提出1453条意见，归纳为政策执行、生产分配、干部政策、为农服务四个方面。
1966年初，根据县委要求，全县各生产队都建立了贫协小组。4月3日至7日，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贫下中农代表每个大队2至3人，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农民积极分子63人，每个公社特殊邀请若干名地主富农子女列席，共2824人。会议听取县委书记、县贫协主任盖新民，县委常委施启汉的报告，并审议了上次代表会议1453条意见的处理情况报告。
会后，东龙、孔龙、西山等公社掀起平整土地，大养生猪、大积土肥的高潮。平和公社园口大队二百多户社员，一个冬春新投工一万多工，把一片溪滩改成良田。
各级贫协的建立，使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组织，成为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各公社每逢重大经济建设任务，都要召开贫代会，商讨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完成各项任务的措施，贫协组织在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贫协组织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口号，排斥了勤劳致富的上中农，有悖于土改时提出的“团结中农”政策。
第十三章 调整任务的完成
和十年建设的成就与教训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一系列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成全县经济形势自196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各项建设事业逐步发展。按照中央总体部署，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至1965年，全县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基本完成调整任务。从1956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十年，是中共文成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较成功地调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这十年的成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为此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节 调整任务的完成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效
从1961年到1965年，文成县国民经济调整取得较好成效，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发展势头。
一是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61年，通过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实行按劳分配，建立生产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大二公”弊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形势开始出现转机。1962年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使农业生产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尤其是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扩大农田水利建设，全县农业生产呈现全面发展的态势。1961年至196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515万元增加到2375万元，增长56.77%。1965年，粮食总产量47,005吨，平均亩产268公斤，分别比1961年增长6.96%、15.52%。生猪年末存栏数，1965年达到4万头，比1961年的0.93万头增长330.1%；山羊、兔、家禽年末存栏数，1965年分别达到2.25万只、15.99万只、27.44万只，同比1961年分别增长28.57%、6.18%、3.18%。茶叶生产从1963年开始实行奖售政策、提高收购价值后有较大发展，1965年经营管理0.75万亩，年产茶叶136吨，比1961年产茶100吨增长36%。油茶、甘蔗、水果、蜂蜜等土特产有较大发展，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196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3%，比1961年提高了10.9个百分点。
二是工业结构渐趋合理。从1961年初开始，对全县工业进行全面调整。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撤并了一批“大跃进”期间盲目上马的亏损企业，加强了工业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和配套成龙；对企业职工实行了精简下放。工业的发展方向，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为着重发展轻工业，调整工业发展为支援农业服务、为生活服务。1965年全县工业产值86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比1961年的37.6%下降10.9个百分点。轻工业占工业总值的比重从1961年的26.06%提升到33.33%。工业产业结构得到改善，为全县工业的有序发展增添了活力。同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渐趋合理，工业支援农业的力度得到加强，各行各业的发展开始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
三是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县委积极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采取多种措施调控财政收支，使全县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观。1965年，县级财政收入171万元，支出212万元，超支41万元；1961年县级财政收入144万元，支出290万元，超支156万元。财政收支从1961年超支108.33%缩减到23.98%。
四是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贯彻 “八字”方针后，全县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穷过渡”，在企业所有制结构上，把过早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手工业企业转回到集体所有制；纠正“公社化”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弊端，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上，缩小“一大二公”规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1965年，全县职工年人均工资470元，比1961年的379元提升24.01%；农民人均纯收入与1961年持平，但单从生产队集体分得的年人均纯口粮（不包括自留地、饲料地、扩种地归社员个人所有）133公斤，比1961年的123公斤增加了8.13%。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品支出44.7元，比1961年的35.78元增加24.93%；年人均储蓄1.99元，比1961年的1.34元增长48.51%。同时，调整了商业管理体制，恢复了供销社，发展了集市贸易，有效地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市场。商业部门积极组织送货下乡，大力开展购销业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粮食、棉花、食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供求基本按计划经济恢复正常，城乡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二、社会事业得到发展
1963年至1965年的继续调整时期，虽然“左”的指导思想在思想政治上不断发展，但经济的调整使文成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全面发展的新形势。而与国民经济的调整相联系，全县的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
建立科协组织，发展科技队伍，推广科学技术。1962年，先后恢复建立珊溪、大峃、南田、玉壶、峃口、黄坦、西坑七个区农技站，各配站长1名、农技员1至3人。1963年2月，将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改建为文成县科技协会，由13名委员组成。县科协组织协调各区农技站，负责全县粮油、蚕桑、畜牧、林果等种养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推广双季稻，改水稻一熟为二熟。引进和推广水稻、番薯、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品种，改良茶叶、油茶、桑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栽培，优化猪、羊、兔等畜类品种杂交。并利用复建的县有线广播站，积极开展科普知识宣传。1964年12月，在大峃镇举办大型的破除迷信展览会，利用图片、画片、实物、当事人现身说法等形式宣传教育，至春节后又到各区巡回展出，取得良好效果。科协组织的调整和发展，使科学技术得以普及利用推广。
坚持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建立正常教学秩序，逐步提高教育质量，稳步发展教育事业。1963年3月起，中共文成县委根据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全县中小学分别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再次确认“学校以教学为主”原则，保证教学时间，建立正常教学秩序。继而在全县中小学分别试行教育部重新制订的《中学生守则(草案)》八条和《小学生守则(草案)》八条。1963年下半年开始兴办简易小学，教育形式包括隔日制、半日制、早班、午班、晚班、巡回学校、识字班等。教育内容贯彻学用结合原则，师资力量坚持就地取材，校舍设备采取因陋就简，以多种形式办学的方法解决学生读书与劳动的矛盾。1964年，贯彻中央关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掀起大办耕读小学（原简易小学）的热潮。至1965年，全县发展耕读小学308所，在校生6682人，连同全日制小学25,104人，普及率为78.3%。与1963年相比，小学学校数344所增长115.41%；在校小学生数17,325人增长83.47%。同时，调整学制和教育计划，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珠算课和习字课，初中和高小毕业班增设农村会计课，并试行提前放学时间和每年两次放一个月的“农忙假”，尽可能多为农业服务。
恢复建立文化单位机构，推进文化事业发展。1958年至1961年，文成县撤并入瑞安县，原设文化事业单位机构撤并。1961年冬，文成恢复县制，专业文化单位机构重建或新建。至1965年，全县有县文化馆1所，区文化站（南田、黄坦、珊溪、玉壶、西坑、峃口）6个，共配文化干部11人，其中区站6人；有县越剧团、县红旗木偶剧团、县实验木偶剧团3个专业剧团；农村俱乐部128个，民间业余京瓯戏班与农村弹唱班有50多个，流动鼓词艺人10多人。县影剧院于1964年在县城大峃街重建，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986个座位。至1965年，全县有35毫米放映队1支、16毫米电影队3支；县电影管理站1个，县影剧院和农村电影院（南田）各1所。1961年冬，复设县广播站。1964年，恢复6个区转播站并建立百丈漈直属扩大站。至1965年，有县广播站1个，健全6个区转播站和百丈漈直属扩大站；全县401个大队（村）通广播，占大队总数的69%，广播线路总长1766杆公里，安装喇叭总数3357只。1962年设立县委报导组，1964年成立《浙南大众报》文成记者站，加强了通讯报导、新闻宣传工作。
卫生与体育事业得到加强。1965年全县有医院、卫生院（保健所）等机构67所，比1961年减少2 所集体所有制诊所；病床163张，比1961年的146张增长11.64%；卫生技术人员313名，比1961年的202名增长54.95%；平均每万人拥有床位数7.8张，比1961年的7.3张增长6.85%；每万人拥有卫技人数15.02名，比1961年的10名增长50.2%。开展全民性的体育工作。1955年举办“全民体育运动大会”。1956年设立文成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学校建立《“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锻炼小组。195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1962年组建县男、女排球队，1963年获得温州地区在平阳县举行的排球选拔赛男队冠军、女队亚军。1965年，文成中学组建1支少年足球队，获得温州地区2次冠军。
这段时期的发展，是波澜壮阔的奋进历程，是快速发展的壮丽诗篇。文成人民团结拼搏，励精图治，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科教文卫体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第二节 十年建设的基本成就与教训
一、十年建设的基本成就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努力奋斗，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在曲折中得到了稳步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粮食产量持续增长。196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228万元，仍明显低于“一五”期末1957年的4573万元。但粮食总产量1966年达到49,370吨，比1957年的44,375吨净增4995吨，增长11.26%；粮食年平均亩产1966年达到297公斤，基本与1957年的299公斤持平。
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改善。1966年，全县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万元，比1957年的109.2万元增长43.77%。1966年，农民人均分配收入恢复到1957年的27元水平；经济各部门人均工资达491元，比1957年的372元增长31.99%。城乡居民消费商品零售总额1966年上升到979万元，比1957年的439万元增长123.01%。城乡居民年末人均储蓄1966年为2.20元，比1957年的0.76元增长189.47%。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肉类、日用品、棉布等22种商品的零售价格，小幅度上涨5种、不涨价15种、下降2种，物价基本稳定。
工业有较大发展，地方工业开始形成骨干企业群。1956年，基本完成全县手工业合作化。至1966年，全县有工业企业38家、职工854人（国营企业4家职工232人、公社所有制企业34家职工622人），工业总产值829万元，比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462万元增长79.4%，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25.7%，其中重工业占16.4%，初步形成地方工业体系框架。同时，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为全县工业的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增加农业投资比重，农业生产缓步发展。民以食为天，历届县委、县人委都把粮食生产放在发展农村经济的首位，采取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不断增加支援农业和直接为农服务的工业生产投资比重。1957年，县财政预算内支援农业投资6万元，占全年财政总支出119万元的5.04%；到1966年，县财政投资各项事业建设总额244万元，其中支援农业保持在28万元，约占11.48%。同时，金融信贷努力为支农服务。1957年，银行为支援集体与农户办理农业贷款39万元，占贷款总额322.2万元的12.11%；1966年，支援农业信贷135.9万元，占贷款总额736.4万元的18.45%，比1957年上升了6.34%。
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成绩显著。十年来，县委“坚持治山治水相结合，大中小工程相结合，水利建设和整理农田排灌相结合的原则”。至1966年春，全县建成并发挥效益的农田水利设施有：中型水库1座、小㈠型水库1座、小㈡型水库5座、保田山塘383处、提水工程3处，共计正常库容（蓄水）量3894.91万立方米；规模较大的引水渠道与堰坝16处，总长11,200.5米。确保农田灌溉面积31,150亩，占全县水田总面积11.21万亩的27.83%。同时，建成农村小型水电站7处，全年发电量保持在26.28万度。农田水利设施的加强，使抗旱能力从1957年的20天提高到50天以上，旱涝保收田面积比1957年扩大25%。
林业发展制度化与规模化。1956年开始，确定每年2月15日至3月15日为绿化造林运动月。1962年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后，林业生产重现生机，1963年造林20,692亩、1964年造林58,892亩、1965年造林77,336亩。1957年至1966年，全县累计植树造林120.53万亩，其中杉木、柳杉林12.5万亩，占10.37%。1957年至1963年，先后创办叶胜、金朱、石垟、山华4个地方国营林场和1个地方国营文成苗圃。
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十年中，公路从无到有，至1966年，全县通车公路里程增加到104.28公里，是1957年公路里程20公里的5.21倍。1966年，邮电业务总量达到23.29万元，比1957年的6.62万元增长3.18倍；电话装机数407部，比1957年的98部增长4.15倍。
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幼儿教育，有县中心幼儿园1所，1957年招收3个班，在园幼儿90名，配教养员4人；1965年增加到4个班，在园幼儿78名，教养员5人。小学教育，1966年有小学433所，在校生25,104人，专任小学教师935人，分别比1957年的243所学校增长78.19%，19,838在校生数增长26.55%，580专任小学教师数增长61.20%。1966年小学毕业生3604人，是1957年1512人的2.38倍。初中教育，1966年有中学4所，比1957年增加1所；在校初中生1066名，比1957年的1118名有所减少；专任教师69名，比1957年的39名增长76.92%；初中毕业生329名，比1957年的176名增长86.93%。高中教育，1958年始设1所，招收新生119名，配专任高中教师8人；到1966年，在校生112名，增配专任教师1人，当年高中毕业生43人。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不断完善与确立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努力。
党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在十年建设中，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干部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推进党的各项工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保证。1965年，全县有党委63个、党组5个、总支1个、党支部603个；党员4653人，其中女性党员454人、少数民族党员171人，同比1957年党员总数增加1655人，其中女性党员增加265人、少数民族党员增加90人。1964年，全县国家干部842人，比1956年增加61人。其间，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锻炼，党组织更加坚强，党员、干部的素质有很大提高。
文成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艰辛探索中曲折发展，其成就是主要的。这些基本成就，为全县后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也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积累了工作经验。
二、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
由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加上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遭受了严重的困难和挫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实现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较快速度，是必需的和正确的。但“大跃进”期间，不顾客观实际，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上级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加上当地一些干部的“自我加压”，导致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出现大放“高产卫星”、全民大炼钢铁等各行各业的“大办”。如为争取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指标，在大兴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时，不顾客观环境条件，未经科学认证，盲目对各公社分派任务，大搞“千塘百库”（即造千个水塘、百个水库）运动，结果是无水干塘随处可见。又如大炼钢铁，全县农村曾经护植好几百年树龄的数百立方米的“风水树”，被强令砍掉当作柴炭。1958年“大跃进”的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到处乱砍滥伐，其中如石垟公社岗山生产大队，1960亩山林被砍光；岭后公社的三合、岭后、杨山底3个生产大队75万多株毛竹，砍伐无存。而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毁林开荒扩种，森林资源又受到破坏。由于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农业大幅减产、工业巨额亏损、森林资源遭劫、自然环境被破坏，导致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
二是所有制结构盲目求大、求公、求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动问题上，适当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以求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必需的。但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管理能力，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搞“一大二公三纯”，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剥夺了小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劳动成果。在分配方式上，采取全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取消按劳取酬，实行“吃饭不要钱”等供给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平均主义的普遍贫穷。同时，由于公社化的“一平二调”，全县许多乡村古建筑被破坏，如黄坦公社的千年古刹栖真寺等颇具历史价值和优秀文化艺术内涵的寺观、宗庙古建筑物，被任意拆毁，用作盖集体养猪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承认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政权被颠覆的危险，是必要和正确的。但是，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一些矛盾视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看成敌我矛盾；把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对阶级斗争作出不符合当时文成实际的夸大估计；把正确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做法，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反对，当作阶级斗争动向来批判，显然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文成错划右派，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当成敌我矛盾，导致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又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扩展到党内，一些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加以否定，一些坚持正确观点的党员、干部受到错误批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更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现象。
四是民主制度不健全。发扬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是作出正确决策的保证。十年建设中，由于受“左”的思想主导，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民主政治遭受挫折，权威领导人专断渐成气候。自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后，致使许多人再不敢讲真话，更不敢提批评意见，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充斥于市。“大跃进”运动中，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不管上级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当地实际，都要求无条件、不折不扣地执行，造成强迫命令成风，许多干部只唯上、不顾下。“反右倾”斗争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意见分歧，使“左”的错误变得畅通无阻。实践证明，各级党组织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开言路，正确决策，才能更好领导文成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是，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总结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归根到底，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偏差。由于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十年探索中的失误和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十年间，党以巨大的勇气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几次力图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虽然经历了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但他们从党勇于自己纠正失误中深切感受到党的本质和主流所在，丝毫未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为之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
文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改变落后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成，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既分享了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与实践成就的喜悦，也经受了严重挫折和困难的考验。全县人民面对挫折和困难并不气馁，因为绝对信赖党是为民造福的依靠，从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了跟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源泉和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一书记姜新民种试验田
